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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SARS魂飞散
那个周六的早上，母亲的到来，我庆幸学校“封校”，让其它同学不能外出；我庆幸她没有被其它同学看到；我庆幸……总之，我觉得自己是那样的幸运。
眼看的我们在学校又待了一个星期，也就是SASR“封校”已经第二个星期了。每天在学校吃，在宿舍住，一日三次的体温检查……弄得人心惶惶的。
前两天，班上一个回族女孩发烧被拉走了，据说是被送到了大医院去了。毕竟是我们班上的，但我们没有讨论的自由，班主任跟宫里的嬷嬷一般：“你们谁如果给我议论一句，小心把你们也拉去医院隔离起来！”嬷嬷假传圣旨以后，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我在庆幸，她不是我们宿舍的，不过真有点悬，她是我们隔壁宿舍的：
晚自习后，我们看了一场电影，老师告诉我们今晚的作业可以不用写，我暂时认为：这段时间，除了命，其它都是次要的。如果有谁作业不写，无所谓；但是如果谁有点眼睛红、发烧发热的，即使低烧半个小时，与“非典”不沾边……你绝对会受到全班同学的怜悯，大家会以最大的诚意跟你道别，说白了就是“送行”！
我不曾忘记“回族女孩”被带走的那天下午，她是第二次“体温”测试的时候，眼睛咪咪了一下，老师说疑似发烧。紧接着，就轰动了：老师当即把她叫到了教室外面，其它的几个老师幸灾乐祸的样子，拿着自己手里的“水枪”形状的体温仪，每个人都把她当实验品——随着“嘀”、“嘀”的声音响起，我们隔着玻璃看到了她眼角的泪水。本来教室里面还有几个起哄的，瞬间，大家都安静了下来。最后，青医生来了，她用手在回族女孩的额头抚了有一分钟，放下手的那一刻，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温和的目光：
“孩子，没事的！我们现在需要去医院进一步检查，只是常规的用药，没有其他的……不要有心理负担！”
“阿姨，可以……可不可以不用去医院，我害怕！”她喃喃的声音，目光里充满了祈求，让人眼睛湿润了……
“不可以，学校里只是简单的一些器械，根本不能排查病情！”青医生说的那样决绝，她去打电话了，留下了她一个人站在了门口……
当医院的车子呼啸着进入校园，停在了我们的教学楼下面，四五个人穿着白色的衣服，威武的男人架起了回族女孩，把她从我们教室所在的四楼，架了下去……
就在车子开走的那一刻，我们爬在栏杆上，望着楼下发出警报的救护车，再望着同学那绝望的眼神，我们全班人哭了——第一次，我们好像面对生死抉择，她是那样的无助。
这两天里，我们谁也不敢议论，就连前些天躲过去饭堂打草药水时间的几个男生，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们同学之间的言辞也变得那样的友善。没有任何人再去挤兑对方；也不会去指责同桌，超过了那个“三八”分界线……
我们小心翼翼地过着每一分、每一秒，听到任何一辆车子的声音，班级的两个小男生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楼梯上——我们知道，他们是想报告大家那个好消息。可是，一次次，一次次，外面的车子令他们失望，他让我们失望……
老师好像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其实，我的心里有万千的想法，想跟老师报告，想跟大家分享……可是，我连个班级小组长都不是，我不能向大家去诉说，我也怕老师把我作为反面典型给反了……我试图从作文本子上撕下了两张纸，提起了笔：
“老师，您好！我知道此刻我跟你写信，您也没有心情看，但我还是要告诉您，我心里的想法。自从‘封校’那一天起，大家的精神都高度集中，每天小心翼翼地生活、学习。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平衡我们的心里，尤其我们的回族同学被带走以后，大家内心的那道防线基本上坍塌了，我们每天回到宿舍没有任何的交流。这样如果持续下去，肯定会出大问题的。老师，我不是危言耸听，我相信您也有体会吧！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本关于学生心理的书，那个里面谈到了有如弹簧的我们人类，一旦这种趋势这样维系下去，那么我们就会面留着精神的崩溃。感冒、发烧三五天可以治愈；但精神上一旦有问题，那将是漫长的一个时期；而且同伴之间会情绪传染。我希望老师您多给我们同学们谈谈心，不要板着脸，我们真的后怕……”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当时的信件跟老师的想法不谋而合。老师作为具有十年教育工作经验的老教育人，她已经学过了有关“心理学”的知识，据说在我的信件前夕，她正在纠结，只是不知道从何跟大家说起。
我的信塞到老师办公室门缝的那天晚上，我一夜未合眼，我真害怕老师叫着我，指着我的鼻子骂我：“那红，你以为你谁啊？还来教我管学生，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
这样的担忧一直围绕着我，直到三天后，那是个周末的下午，广播里通知我们全体学生在学校礼堂集合，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内心里的那个欲望之火犹如喷射的火山爆发了一般——大家都以为那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会在今天宣布；而我的内心却不是这样的，我一直认为学校肯定会给我们进行“心理”讲座，而且这个提出者就是“那红”同学：而我只猜对了开头，没有猜对结尾……
眼看的我们在学校又待了一个星期，也就是SASR“封校”已经第二个星期了。每天在学校吃，在宿舍住，一日三次的体温检查……弄得人心惶惶的。
前两天，班上一个回族女孩发烧被拉走了，据说是被送到了大医院去了。毕竟是我们班上的，但我们没有讨论的自由，班主任跟宫里的嬷嬷一般：“你们谁如果给我议论一句，小心把你们也拉去医院隔离起来！”嬷嬷假传圣旨以后，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我在庆幸，她不是我们宿舍的，不过真有点悬，她是我们隔壁宿舍的：
晚自习后，我们看了一场电影，老师告诉我们今晚的作业可以不用写，我暂时认为：这段时间，除了命，其它都是次要的。如果有谁作业不写，无所谓；但是如果谁有点眼睛红、发烧发热的，即使低烧半个小时，与“非典”不沾边……你绝对会受到全班同学的怜悯，大家会以最大的诚意跟你道别，说白了就是“送行”！
我不曾忘记“回族女孩”被带走的那天下午，她是第二次“体温”测试的时候，眼睛咪咪了一下，老师说疑似发烧。紧接着，就轰动了：老师当即把她叫到了教室外面，其它的几个老师幸灾乐祸的样子，拿着自己手里的“水枪”形状的体温仪，每个人都把她当实验品——随着“嘀”、“嘀”的声音响起，我们隔着玻璃看到了她眼角的泪水。本来教室里面还有几个起哄的，瞬间，大家都安静了下来。最后，青医生来了，她用手在回族女孩的额头抚了有一分钟，放下手的那一刻，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温和的目光：
“孩子，没事的！我们现在需要去医院进一步检查，只是常规的用药，没有其他的……不要有心理负担！”
“阿姨，可以……可不可以不用去医院，我害怕！”她喃喃的声音，目光里充满了祈求，让人眼睛湿润了……
“不可以，学校里只是简单的一些器械，根本不能排查病情！”青医生说的那样决绝，她去打电话了，留下了她一个人站在了门口……
当医院的车子呼啸着进入校园，停在了我们的教学楼下面，四五个人穿着白色的衣服，威武的男人架起了回族女孩，把她从我们教室所在的四楼，架了下去……
就在车子开走的那一刻，我们爬在栏杆上，望着楼下发出警报的救护车，再望着同学那绝望的眼神，我们全班人哭了——第一次，我们好像面对生死抉择，她是那样的无助。
这两天里，我们谁也不敢议论，就连前些天躲过去饭堂打草药水时间的几个男生，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们同学之间的言辞也变得那样的友善。没有任何人再去挤兑对方；也不会去指责同桌，超过了那个“三八”分界线……
我们小心翼翼地过着每一分、每一秒，听到任何一辆车子的声音，班级的两个小男生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楼梯上——我们知道，他们是想报告大家那个好消息。可是，一次次，一次次，外面的车子令他们失望，他让我们失望……
老师好像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其实，我的心里有万千的想法，想跟老师报告，想跟大家分享……可是，我连个班级小组长都不是，我不能向大家去诉说，我也怕老师把我作为反面典型给反了……我试图从作文本子上撕下了两张纸，提起了笔：
“老师，您好！我知道此刻我跟你写信，您也没有心情看，但我还是要告诉您，我心里的想法。自从‘封校’那一天起，大家的精神都高度集中，每天小心翼翼地生活、学习。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平衡我们的心里，尤其我们的回族同学被带走以后，大家内心的那道防线基本上坍塌了，我们每天回到宿舍没有任何的交流。这样如果持续下去，肯定会出大问题的。老师，我不是危言耸听，我相信您也有体会吧！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本关于学生心理的书，那个里面谈到了有如弹簧的我们人类，一旦这种趋势这样维系下去，那么我们就会面留着精神的崩溃。感冒、发烧三五天可以治愈；但精神上一旦有问题，那将是漫长的一个时期；而且同伴之间会情绪传染。我希望老师您多给我们同学们谈谈心，不要板着脸，我们真的后怕……”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当时的信件跟老师的想法不谋而合。老师作为具有十年教育工作经验的老教育人，她已经学过了有关“心理学”的知识，据说在我的信件前夕，她正在纠结，只是不知道从何跟大家说起。
我的信塞到老师办公室门缝的那天晚上，我一夜未合眼，我真害怕老师叫着我，指着我的鼻子骂我：“那红，你以为你谁啊？还来教我管学生，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
这样的担忧一直围绕着我，直到三天后，那是个周末的下午，广播里通知我们全体学生在学校礼堂集合，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内心里的那个欲望之火犹如喷射的火山爆发了一般——大家都以为那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会在今天宣布；而我的内心却不是这样的，我一直认为学校肯定会给我们进行“心理”讲座，而且这个提出者就是“那红”同学：而我只猜对了开头，没有猜对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