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遗民当年的寄托与现实的讽刺

    再如南明张煌言率领的反清义军，顾诚《南明史》中有这么一段话“煌言治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史籍记载，张煌言驻军于芜湖时，“一兵买面价值四分，止与十钱。店主哄起白张，张问兵，曰：‘诚有之，时无钱耳。’张曰：‘汝食大粮，何云无钱？’将蓝旗一面投下，曰：‘拿下去！’左右缚兵，兵问故，曰：‘张爷令斩汝。’兵大惊曰：‘吾罪岂至此乎？容吾回禀。’张曰：‘吾有谕在外，即一钱亦斩，况四分乎？’遂斩之。”

    也许在金庸这样的奴才看来，朱元璋等明朝皇帝杀的是所谓开国功臣达官贵人，所以是暴虐，而满清杀的大量平民则不算人，或者生命的价值比起达官贵人来低一等，所以是仁慈，卑劣至此可以令人无言

    关于清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呢，看看顾诚教授是怎么评价的

    “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话对他们不完全适用，因为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屠戮汉民，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载，连经历了文字狱闹得最厉害的乾隆时期的御用文人纪?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透露了他一家在清军屠刀下的遭遇”

    可以说清朝在建立统治的过程中，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几乎没有间断：辽东大屠杀，济南大屠杀，大同大屠杀，扬州大屠杀，江阴大屠杀，嘉定大屠杀，湘潭大屠杀，广州大屠杀，四川大屠杀，云南大屠杀……数不胜数，令人触目惊心。甚至统治稳固之后，凶残程度也没有丝毫改变，平定三藩，镇压准格尔，镇压苗民，镇压白莲教，镇压太平天国，依然伴随着一次次大屠杀。

    而且这些屠杀往往不是军队自发的暴虐，而是清统治者有意为之。如果有军队敢不进行屠杀，反而受到严厉申斥。

    《南明史》中有从《清世祖实录》中摘录的一则史料“兵部以总兵官任珍阵获伪官兵四十九名，俱抚养不杀奏闻。得旨：凡平定地方降者抚之以示恩，抗者杀之以示惩。如此则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来归矣。今平西王等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此事甚不合理。尔部其移咨平西王吴三桂、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知”

    显然在清廷主子看来，有些汉奸军队“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是“甚不合理”的。

    看看明末烈士遗民的事迹，几乎无一例外可以发现，我们所关注的每一个人背后，其亲属朋友，常常是七八个甚至上十的死于清军的杀戮之下，如果以此推断，则明末当时死于清军之下的人口比例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夏完淳父亲夏允彝投水死；他的老师陈子龙被清军抓获后也投水死；他的叔父夏之旭因藏匿过陈子龙被清军追捕，自缢而死；他的另一个老师吴易被清军诱捕后处死；他的岳父一家，岳父钱彦林和他同日处死，岳父的堂兄钱?也同日处死，他的内兄钱熙在抗清起义中死，另一个内兄钱默削发为僧，流浪各地不知所终，他的岳母投水自尽，他的妻子秦篆在短短时间内经受了父死母亡，兄长死丈夫死，怀孕期间受到世上最惨厉的痛苦折磨，最后生下的男孩也还是死，她削发为尼，夏家和钱家至此全灭并且绝后！

    他的姐夫全家（嘉定侯家）的成年男性全部死光，女性也几乎死光，其中侯峒曾与侯玄演、侯玄洁父子三人死于嘉定屠城，侯峒曾女儿辅义，孙女异来自尽而死，侯峒曾的三儿子侯智含在在灵隐逃难时死去，侯峒曾的弟弟，即夏完淳姐姐夏淑吉的公公侯岐曾逃出嘉定城，没有多久还是因为曾经藏匿陈子龙而被清军抓获自缢而死，侯岐曾的母亲自杀身亡，侯岐曾的妾刘氏一同自杀，侯家只剩下夏淑吉这个寡妇，后来夏淑吉的儿子也即夏完淳的外甥同样被称为神童的侯檠也在十七岁病死，至此侯氏一门全灭并且绝后，夏淑吉也出家为尼

    夏完淳的的表妹，嫡母盛氏的侄女盛蕴贞，原来许配给侯家的侯智含，但侯智含也死了，于是也做了尼姑

    夏、侯、钱，本来是江南颇富盛名的三大家族，人才辈出，在清军摧残蹂躏下，到这时候，基本全部死光，只剩下几个青灯古佛为伴，无尽痛苦与仇恨中煎熬的寡妇尼姑。

    仅仅关注夏完淳，他背后死于清军迫害的亲友就高达二十以上，而这还仅仅是无数例子中的一个。

    再如函可，他自己因为记录南明史事，被清廷发现后，迫害流放到东北，他的三个弟弟全部因抗清而死，从兄如琰，从子子见亦死，他的姐姐，“清兵攻陷博罗城后死”，一个弟媳绝食死，另一个弟媳“饮刃死”，他有诗反映清兵攻陷博罗后，大肆屠杀，他的全家几百口人惨遭杀害的事实：《秋思》“前月片纸来，摧胸裂肝肠！闾井十无一，举家惨遭殃。叔弟尚伏枕，一命在微茫。母死恐未葬，弟死谁盖藏？”《沈阳杂诗》“举家数百口，一弟独为人。地下反相聚，天涯孰与邻”《得博罗信》“八年不见罗浮信，阖闾惊闻一聚尘。共向故君辞世上，独留病弟哭江滨。……纵使生还心更苦，皇天何处问原因？”

    也即仅关注函可一人，他背后就是整个家族几百口人死于清军屠刀之下。

    还有张家玉，家乡被清兵攻占，祖母，母亲，妹妹都赴水而死，妻子被抓后不屈，被断肢体而死。家庙被毁，祖茔被挖，张氏家族屠戮殆尽。

    再如前面介绍过的，在昆山大屠杀中，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顾炎武嗣母王氏也绝食而死。

    而黄宗羲一家人也在逃避清军悬赏抓捕过程中，因病死亡不断，他悲愤地写下了“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半生滨十死，两火际一年”的诗

    具体到康熙而论，在他亲政后，继续实施并有所强化的沿海迁界，屠杀迫害沿海平民数量就不知道有多少

    而平定三藩，更是发挥其祖宗屠杀平民的老本领

    《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3]，说明一下，这里所谓运量行间，就是指康熙十九年王骘“出为四川松威道。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这个所谓的荡平当然是在康熙统治下，清军所进行的屠杀！

    还有康熙十八年，浏阳县知县曹鼎新说“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4]。这里说的就更明确了“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同样康熙统治下清军疯狂屠杀平民的暴行。

    再如黄裳先生的《笔祸史谈丛》中写到他看见过一本清朝禁毁书籍的漏网之鱼，其中记载了康熙统治下清军的禽兽暴行！这里不妨详细摘录如下：

    “手边有四册《无闷堂集》，闽张远超然撰，康熙刻本。四库未收、**目也没有著录，照我看也是一条漏网之鱼。只要看卷中有许多地方都开了天窗，就可以知道了。文集卷七有一篇(徐烈妇小传》，照例这样题目的文章我是不大看的，但因为篇中挖去了将近一行而引起好奇，终于发现这实在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文字。传末‘野史氏日”以下的一节是:

    ‘甲寅之变，生灵涂炭。身污名辱，终于不免者，不独女子也。女子为尤惨。楚蜀两粤，不可胜数。以予所目击耳闻者，独浙闽江右。其死干锋镝、盗贼、饥俄、损伤、老弱废疾者不具论其姿容少好，骡车马背辇之而北者，亦不具论。惟其弃载而鬻之者，维扬、金陵，市肆填塞(以下挖去十五字)累累若若，若羊承然，不可数计。市之者值不过数金，丑好老少，从暗中摸索。’

    “甲寅是康熙十三年(1674)。这里所说的是三藩之变，干出种种惨绝人寰的兽行的正是平定三藩的清军。其在浙闽江右一带作战的则是讨伐耿精忠的部队。扬州、南京的人肉市场，竟与奴隶社会无异。不见旧记，是无从想像的。那挖去的几句也不知道说的究竟是怎样的事物。”[5]

    这等在其治下，军队屠杀平民，抢劫**妇女无所不为的禽兽暴君，在金庸笔下居然成了所谓仁慈圣君，而严令禁止军队屠杀抢掠平民的明朝皇帝朱元璋等反而在金庸嘴里成了所谓暴虐，人可以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到这样的地步，也确实无耻的有些过头了！

    如果论康熙统治下人民的生活如何，那么当时遗民的记载也不少，

    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指出关中情况‘以今所睹国维人表，视昔（指崇祯末）十不得二三，而民穷财尽，又信徙而无算矣。……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四升，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挺，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6]

    唐甄说得更详细“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再如清朝雍正编写的《大义觉迷录》中还记载了吕留良在康熙时期说的一句话“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

    在《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一书前言里一段话也能说明一定问题

    “康雍乾三朝，在封建史家笔下，被美化为盛世郅（致）治，但从本书辑录大量资料来看，所谓盛世，所谓郅治，实际……广大城乡人民依然过着衣不蔽体，食不充腹的苦难生活，阶级之间对抗日益尖锐”[7]

    客观地说，明朝任何一个时期的皇帝治理下，大部分地区人民百姓的生活都远远好于被一些人所吹捧的康熙治下，看看张岱在《陶庵梦忆》对明代繁华景象的记载，再把康熙统治时期一派萧条破落，大部分百姓在糊口线上挣扎的景象对照一下，就可以明白即便在明朝最穷困的崇祯时期，没有严重自然灾害和战乱破坏的地区尤其是江南一带，其繁华富庶，百姓之安居乐业，是康熙统治时期所望尘莫及的。

    再有黄裳的《笔祸史谈丛》里的一则资料也能说明一定问题，他在提到被清朝列在禁毁书目名单中的叶奕苞《经钮堂文稿杂著》中时候说，“就这一册杂著文稿看，内容多半是考订金石旧史之作，看不出有什么违碍之处，不知何以竟得到“荒诞悖逆，语多狂吠”的评语而列人**。文稿中有一篇《赠白生璧双序》，倒是为吴梅村《琵琶行》诗作笺的好资料，其中提到了崇祯遗事，不无兴亡之感，也许就是碰到清朝痛处的所在，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出‘狂吠’的痕迹”

    那么在黄裳看来，可能碰到清朝痛处所在，以至于得到“荒诞悖逆，语多狂吠”评语的《赠白生璧双序》究竟是写了些什么内容呢？这里不妨摘录如下：

    “白生之先吴人也徙家南通州，凡五世。祖父挟琵琶游塞上，生独好游江南，亦挟琵琶以行。先是大仓吴学士遇白?如于王太常之南园，闻琵琶称善，?如为学士进新曲，乃明崇祯帝十七年间事。叙述乱离，嚎嘈凄切，至于泣下。……”

    “予因有感于江南盛时，奈陵吴趋余杭之里，门第相望，鼓钟不绝。所奏伎乐皆尚吾邑魏良辅所定之昆腔。若琵琶者，以为北方之乐，屏而不御。故生之祖父技虽胜，仅从塞上游，势使然也。然十余年来.生与?如以其技游于南，南之人忽好之，识者以为天地之气于是变矣。自北而南，因足信也。无何而向之门第相望者，迁为戎营，夷为牧圉，而鼓钟不复作焉。呜呼，高岸成谷，深谷为陵，吾生三十年中，盛衰递见，何止白生祖孙父子间乎。”

    黄裳说“戊戌是顺治十五年，上推十余年正是甲申乙酉之顷。作者这里的感慨是明显的。也许这就是触犯禁忌的要害吧”[8]

    叶奕苞文中所提“江南盛时”，正是明末崇祯时期，他所说的“吾生三十年中，盛衰递见”，所说的盛也是明代时期的江南，而衰则正是他写文时所处的满清统治时期。这种对事实的揭露难免让满清统治者和奴才怒火中伤，它们气急败坏之下，把原本平和带点哀伤的文字，批成“荒诞悖逆，语多狂吠”，甚至把整本书列为**，也就不足为怪了。

    稍微了解一些事实真相就知道，满清统治的稳固始终不是建立在给百姓更好的生活，更得民心的基础之上，而始终是建立在灭绝人性的残暴基础之上。现在的奴才可以被几百年屠刀下的谎言所欺骗，但遗民们却生活在当时，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经历亲自看到，感受到满清的统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对他们来说，明代的皇帝有再多缺点，那也只是人的缺点，而满清类似康熙这样的皇帝，被吹嘘得再完美，那也只是屠杀平民的禽兽，而非人，这才是真相！

    屠夫被歌颂，汉奸被美化，烈士被践踏，遗民被歪曲，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景象。难道说当年烈士和遗民们抑郁不能申于当年者，仍旧晦昧不见白于今日么？难道说当年他们悲叹““长宵盼不到天明”“长夜漫漫何时旦”，现在天还没有明，还没有旦么？

    [1]吴光《黄宗羲遗著考（一）》，见《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页

    [2]战继发《黄宗羲晚节问题略论》，《辽宁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3]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759页

    [4]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43页

    [5]黄裳《笔祸谈丛史》，北京出版社，2004年月第1版，第123－124页

    [6]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南京农学院编著《中国农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第88页

    [7]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1979年，第4页

    [8]黄裳《笔祸谈丛史》，北京出版社，2004年月第1版，第8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