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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债要血还
19年年底，约400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
该部别动队由蒋介石嫡系蒋伏生指挥，其实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
蒋交给别动队的具体政策如下：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这一命令是由卫立煌部下、国民党第八十三师师长蒋伏生草拟，由那个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蒋总裁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
《剿匪战史》（邓文仪主编）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家属，以及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现在却成了难得的历史罪证。
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
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
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在19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他曾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
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六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jiān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敌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如果不是因为传教士透露出来的消息引起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政府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
这使人想起了共产党夺得政权后对于被认定为阶级敌人的“地富反坏右”五类人的**措施，无非是打入另册管制劳动，比之国民党195年在江西瑞金及各苏区的屠杀行为，共产党是不是仁慈一百倍一千倍了？历史铸就的血恨深仇怎能就一笔抹掉？红军领袖毛泽东一家六口有五口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毛岸英是1950年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将近大半的红军将领指战员都有亲人给国民党杀害。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没能够处理好尖锐的阶级对立，阶级矛盾，没有审时度势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使积贫积弱的国家走上繁荣，因而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依靠的最原始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劳苦大众，并最终借助这种力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革了老蒋的命。
历史总是在绝望和艰难中进步。
小龙岗离村不过三五里地，是郝剑小时候砍柴放牧玩耍的地方。北风吹动山壁枯黄的草梗，一个土堆就是郝剑姐姐的新坟。郝剑趴在上面泣不成声，双手发疯地挖啊挖！手指头破了，鲜血点点滴滴渗进土里。
“姐姐！”郝剑挣扎着。熟悉的身影，瘦骨嶙峋，拖着长长辫子，郝剑想看清一点，却反而愈加模糊。
项永福也陪着郝剑抱头痛哭。
郝剑把项永福带回到粟裕刘英面前，让他介绍一些情况。当听说整村整村的人都被杀害，或四散逃亡时，粟裕和刘英等心情异常沉重。战士们义愤填膺，咬牙切齿纷纷要求报仇雪恨。粟裕一边安排人员去找吃的，一边原地休息。他心里惦记着方志敏，总想着主力部队快点过来。不知道过了多少天，两天，三天还是四天，派出去打探情况的人没见确实音讯。电台无时无刻不在寻呼先遣队的信号，但始终没见回应。手臂负伤的政治部主任刘英则守在电台旁，静听着电台“嘟嘟……嘟，嘟嘟……”的寻呼声，心情异常沉重。一种不祥的预感充斥在已经突围的每个同志心上。
经历了一场场劫难，最危险的预想红军也是波澜不惊，见怪不怪，而且坚信他们挚爱的方志敏等会平安回来。
原来欣欣向荣的苏区变成了罕有人烟的死地。筹粮的红军找不到人，也找不到吃。
项永福带着众人找到了几处群众掩藏的粮食。这还是红军在撤出根据地前就做的准备工作。藏匿这些粮食的人或死或逃都不知所终。这些窖子，山洞，墓穴里的红薯，米面，稻谷就成了无主的东西。谁能找到的就是谁的，如果不去找，最终也是烂成泥土。
该部别动队由蒋介石嫡系蒋伏生指挥，其实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
蒋交给别动队的具体政策如下：
“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
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这一命令是由卫立煌部下、国民党第八十三师师长蒋伏生草拟，由那个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蒋总裁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
《剿匪战史》（邓文仪主编）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家属，以及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现在却成了难得的历史罪证。
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
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
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在19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他曾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
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六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jiān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敌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如果不是因为传教士透露出来的消息引起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政府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
这使人想起了共产党夺得政权后对于被认定为阶级敌人的“地富反坏右”五类人的**措施，无非是打入另册管制劳动，比之国民党195年在江西瑞金及各苏区的屠杀行为，共产党是不是仁慈一百倍一千倍了？历史铸就的血恨深仇怎能就一笔抹掉？红军领袖毛泽东一家六口有五口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毛岸英是1950年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将近大半的红军将领指战员都有亲人给国民党杀害。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没能够处理好尖锐的阶级对立，阶级矛盾，没有审时度势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使积贫积弱的国家走上繁荣，因而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依靠的最原始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劳苦大众，并最终借助这种力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革了老蒋的命。
历史总是在绝望和艰难中进步。
小龙岗离村不过三五里地，是郝剑小时候砍柴放牧玩耍的地方。北风吹动山壁枯黄的草梗，一个土堆就是郝剑姐姐的新坟。郝剑趴在上面泣不成声，双手发疯地挖啊挖！手指头破了，鲜血点点滴滴渗进土里。
“姐姐！”郝剑挣扎着。熟悉的身影，瘦骨嶙峋，拖着长长辫子，郝剑想看清一点，却反而愈加模糊。
项永福也陪着郝剑抱头痛哭。
郝剑把项永福带回到粟裕刘英面前，让他介绍一些情况。当听说整村整村的人都被杀害，或四散逃亡时，粟裕和刘英等心情异常沉重。战士们义愤填膺，咬牙切齿纷纷要求报仇雪恨。粟裕一边安排人员去找吃的，一边原地休息。他心里惦记着方志敏，总想着主力部队快点过来。不知道过了多少天，两天，三天还是四天，派出去打探情况的人没见确实音讯。电台无时无刻不在寻呼先遣队的信号，但始终没见回应。手臂负伤的政治部主任刘英则守在电台旁，静听着电台“嘟嘟……嘟，嘟嘟……”的寻呼声，心情异常沉重。一种不祥的预感充斥在已经突围的每个同志心上。
经历了一场场劫难，最危险的预想红军也是波澜不惊，见怪不怪，而且坚信他们挚爱的方志敏等会平安回来。
原来欣欣向荣的苏区变成了罕有人烟的死地。筹粮的红军找不到人，也找不到吃。
项永福带着众人找到了几处群众掩藏的粮食。这还是红军在撤出根据地前就做的准备工作。藏匿这些粮食的人或死或逃都不知所终。这些窖子，山洞，墓穴里的红薯，米面，稻谷就成了无主的东西。谁能找到的就是谁的，如果不去找，最终也是烂成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