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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卷阅读(6)

我回答他说∶“先生,我每天只吃几两面包,喝点水,运气好的时候就喝点汤。”

“喝汤,见鬼!喝汤┅┅”吝啬鬼转过身去对他的情妇说,“我的老伴呀,奢侈之风刮得真叫人受不了。整整一年在我工作,整整一年在忍饥挨饿,而现在居然想喝起汤来!我们每个星期日差点儿也喝不上一次汤,而我们辛辛苦苦地像个苦役犯那样干了四十年的活呀!我的孩子,你每天吃三两面包,喝半瓶河水,每隔十八个月你可以拿太太的一件旧衣服去改为衬裙;到了年底,如果你的服务使我们满意,如果你同我们一样节省,如果你善于安排和布置,使屋子里有点兴旺发达的气象,我就给你三个埃居工资。”

“我们的家务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一个人就行,每星期三次把这套有十个房间的公寓打扫和揩拭干净,每天为太太和我整理床,应门铃接待客人,给我的假发扑粉,为太太梳头和戴帽子,照料狗、猫和鹦鹉、管理厨房,不管餐具用过与否都要洗刷干净,太太要弄点东西给我们吃的时候你要帮助她,其馀时间你可以用来缝衣补袜,制作便帽和其他小的家庭用具。你瞧,索菲,这不是跟没事儿差不多吗?你还有很多的空闲时间,我们准许你利用这些时间,你也可以用来缝制你所需要的内外衣服。”

夫人,您很容易就可以猜得出,我接受这样一份职业是因为我处境悲惨的缘故,我要干的活儿不仅非我的年龄和气力所能承受毫无限制地增加,还有,每天只能吃这一点点东西叫我怎能活下去?可是,为了防止人家说我挑三拣四,我接受了,当晚就住了进去。

夫人,我在那家人家目睹了他们许多滑稽可笑的吝啬行为,本想一一告诉您以博您一笑,可是第二年就有一件可怕的祸事降临到我的头上,我不得不先把这件祸事告诉您。

夫人,您知道这家人家从来不用照明,主人和女主人的房间,恰好面对着路灯,这样他们上床睡觉就可以不用别的灯光。他们从来不用零星衣着用品,主人上衣的两只袖口上,女主人长袍的两只袖口上,都缝着两管旧袖套,每逢星期六晚间,我要把袖套洗干净,以便星期日能够使用。

屋子里没有床单,没有毛巾,为的是可以免去浆洗,据我那位尊敬的主人迪.阿潘先生说,浆洗是一个家庭里最昂贵的东西。他们从来不喝酒,迪.阿潘先生说,清水是人类始祖所饮用的,是大自然给我们提供的唯一饮料。每次用刀切面包,总要将一只篮子放在下面,用来盛跌落的面包屑,这些面包屑加上吃饭时落下来的面包屑,在星期日用一点点有哈喇味的黄油炸一炸,就构成了休假日的美味佳肴。

从来也不许拍打衣服或者家具,怕把它们弄坏了,只许轻轻地用羽毛掸子扫一下;主人和女主人的鞋子都用铁衬里,他们夫妻俩还把他们开始同床那天穿的鞋子恭躬敬敬地供起来。还有一种十分古怪的做法,他们规定我每周必须做一次;原来卧室里有一间相当大的小房间,墙壁上没有装挂毯,我必须拿一柄刀,把墙壁上的石灰刮下来,刮够一定数量以后放进一只细孔的筛子里,筛出来的粉末就变成化装白粉,我每天早上就把这种白粉洒在主人的假头发里和女主人的髻子上。

如果这些坏蛋只会干这些卑鄙可耻的行径,那就要谢天谢地了,因为保存自己的财产,是人的天性,但是想抢夺别人的财产来增加自己的财产,那就不同了。

用不着多久我就发现迪.阿潘先生是用后一种方法来变得富有的。我们楼上住着一个相当有钱的人,他拥有贵重的珠宝,也许由于是邻居,也许由于这些珠宝经过我的主人的手,老吝啬鬼对它们非常熟悉。我经常听见他同他的老婆叹息一只价值三十至四十路易的金盒子没有落到他的手里,据他说,当时只要他的诉讼代理人稍为聪明一点,那只金盒子就一定会留在他的手中。为了减轻退还金盒子的痛苦,自命为老实的迪.阿潘先生筹划把金盒子拿回来,他们派我去做这笔交易。

迪.阿潘先生先向我作了一段冗长的说教,说明盗窃是无关紧要的事,甚至是有利于社会的事,因为它把财富分配不公所造成的不平衡完全恢复过来,然后迪.阿潘先生交给我一把偷制钥匙,向我保证说它能打开邻居的房门,我进到房间里就会发现有一张从不上锁的写字台,里面就放着那只盒子,我可以毫无危险的将盒子拿走。为了这么简单的一件劳务,他们答应每年多给我一个埃居的工资,连续两年。

我听了后不由得大喊起来∶“啊,先生,世界上哪有一个主人胆敢这样腐蚀他的仆人的吗?谁能阻止我拿你们交给我的武器回过头来攻击你们呢?如果我按照你们的教导,去偷你们的钱财,你们有正当理由反对我吗?”

迪.阿潘先生对我的回答十分惊讶,不敢再坚持下去,却对我暗中怀恨,他说他刚才说的话不过是考验我,幸亏我抵抗住这阴险的诱惑,否则我一定会被绞死。

我为这个回答付出了代价,从此以后我觉得这样的建议会给我带来恶运。

我的坚决拒绝会给我造成损害,可是我没有中间道路好走∶或者我接受建议去犯罪,或者我坚决拒绝建议。当时只要我多一点人生经验,我就会马上脱离这家人家。可是我的命书上记载着∶每当我个性要我去做一件正直的行动,必然要有一件灾难为代价,因此我不得不承受我的命运,没法子逃避。

迪,阿潘先生在一个月内毫无动静,换句话说,一直等到我在他家第二年将近结束时,他没有说过一句责备的话,对我的拒绝,丝毫没有流露出半点不满。一天晚上,我做完了工作,回到自己的房间想休息一下,猛然间有人撞门进来,我又惊又惧地看见迪.阿潘先生带着一个警官和四个巡逻兵一直走到我的床前(注6)。

迪.阿潘先生对警官说∶“先生,做您应做的事吧,这个卑鄙的女人偷了我的一只价值一千埃居的钻石戒指,您可以在她的房间里或者她的身上找到它,这是必然的事。”

“我?偷了您的东西!先生,”我慌慌张张地滚下床来,“我?先生,谁比您知道得更清楚我对偷窃向来是深恶痛绝的,我不可能犯这样的罪。”

可是迪.阿潘先生大吵大喊,使人无法听清楚我说什么,他只是一味继续命令搜查,那只要命的戒指果然在我的一张床垫里找了出来。物证如山,百口难辩,我马上遭到逮捕,被捆绑起来,可耻地关进法院的监狱,完全不容许我说一句话为自己辩护。

在法国,对一既没有地位,又没有势力的不幸者的审判,很快便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