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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
（一）
1946年秋末。(看到顶点网).
解放后，警察署改成黑台区政府办公室。后墙上用白灰写了两趟大字：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
天黑以后。高警佐的太太过来串门。她惶恐不安、心神不定。妈妈：“咋的啦？快坐下！”高太太坐到炕头炕沿上，悄声对妈妈说，“**在平阳镇、半截河那边开始斗争了。”妈妈：“什么叫斗争？”高太太：“有房子有地的、有钱的、当过差的、开买卖的……家里的房子、地、值钱的东西都让土改工作团给分了。”妈妈：“是不是像人家说的，要共产了？”高太太：“不叫共产，叫斗争！不光分东西，还抓人游街、蹲笆篱子，还打人，有的人，活活给打死了。”妈妈：“那么蝎虎？是真事儿呀？”高太太：“西街老吕家平阳镇的亲戚怕挨斗，吓得跑到他们家来避风，亲眼所见，一点都不假。”妈妈：“高警佐有信没有？”高太太：“民主联军进来之前，让人捎来两封信，在沈阳呢。”妈妈：“若是在家，还不得挨斗争啊！”高太太：“那还用说，一准儿跑不了。你们家傅先生也得加点小心。”妈妈：“还能不管干啥的，当过差的就都斗争？”高太太：“谁知道呢？”
（二）
几天后。黑台来了土改工作团。
刚刚吃完早饭，两个陌生人走进老杨家院里。一个穿蓝布上衣的人对着我家的房门问，“傅同志在家吗？”我听到后，觉得奇怪，问道：“我们家有人叫‘同志’吗？”妈妈对父亲说，“是不是叫你的？”父亲迎了出去，问；“找谁？”那个人：“噢！傅同志在家呢。”父亲：“两位请进！”
两个人一前一后大摇大摆的进了屋。没等让，两个人就毫不客气地坐到炕沿上。还是那个穿蓝布上衣的人，似笑非笑，没有说废话，张嘴就说，“傅同志丈量土地是行家呀！”父亲：“丈量过，算不了行家。”那个人：“听说了，在黑台，丈量土地，算账打算盘子，就数你了。”来的另一个人：“我们是土改工作团的。到黑台来，就是搞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工作团请你出来帮着我们丈量土地。可以吧啊！”
丈量土地，那就是意味着要去分人家的土地。父亲没有说什么。妈妈意识到：这事是无法推脱的；工作团的人能叫你“同志”，那也是看得起你。于是笑着对两个人说，“公家的事儿，哪有不可以的。”父亲也点了点头。穿蓝布上衣的人：“那好！下午一点到区政府，找工作团，找我们两个谁都行。”父亲：“二位贵姓？”那两个人说了姓名，站了起来，一个人把两只手插到裤兜里，走在前面；一个人倒背着手，环顾一下外屋，向院子里走去。
看那两个人向大门走去，我说了一句，“这家伙！还挺牛的呢！”妈妈：“别瞎说！”
父亲一连几天都是跟着土改工作团出去丈量土地。为了丈量方便，父亲到南街阎木匠那里做了一个木制的“步弓”（丈量土地使用的量具）。每天出去的时候，父亲都把它扛在肩上。
（三）
划阶级，定成分，开始了。
一开始，给我们家定的家庭成分是“雇农”，理由是我家土改前三年没房子、没地，经济来源只靠父亲的薪水。过了一阵子，村农会又把我家成分改为“贫农”，理由好像是我们家还没有穷得像“雇农”那样。好歹雇农和贫农都是农村的“主人”阶级，都是革命阵营的主力军。
阶级成分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专政与被专政的重要标志。贴上了地主、富农的标签，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每一个走向社会的人的命途，无一例外地会受到家庭成分问题的影响。当然！在政策上有一条：不惟成分论。其实，还是没有离开“成分”的烙印。
土改后，在我们可以联系到的亲属当中，特别是本家的亲属，几乎没有贫雇农。可想而知，我们家的命运能够摆脱阶级成分的困扰吗！
（四）
区政府院子四周的大杨树的枯叶，在秋风里飒飒地飘落着。办公室房前用厚木板搭了一个戏台，戏台上方扯了一条红布横额，上面贴着四张菱形白纸，白纸上写着四个黑色大字：诉苦大会。
台上右侧站着两个人，低着头，畏首畏尾，有如霜打的茄子似的。台子正中间放了一张办公桌，桌上铺了一条线毯。台上左侧两条长板凳上坐着四、五个人，交头接耳、戚戚喳喳，不知在说些什么。
一个人走到台子中间的桌子后面。他身穿退了颜色、四个兜、长长的黄军装，腰里扎着宽宽的皮带，皮带上挂着一把带皮套的手枪；这个人身材消瘦，大高个儿；他操着南方口音，讲话时把每一个字都抻得长长的，以又尖又细的声调喊着讲：“乡亲们！今天区政府在这里召开斗争恶霸地主、群众诉苦大会！……有冤的伸冤，有仇的报仇……”
台下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讲话的那个人是谁呀？”“区委书记。”“区委书记是什么官？”“大概是黑台最大的官。对了，人家不叫官，叫干部。”“土改工作团的人不是都叫干部吗？”“干部也有大干部、小干部，区委书记就是我们区上最大的干部。”
区委书记讲完话，开始诉苦。西街的张老懒面对着台子右侧的两个人，大声讲着什么，时不时地举起左手指点着那两个人。那两个人低着头，有时斜着眼睛偷偷地看看台下的人群。工作团的一个人在诉苦人诉苦时，经常走到台边，领着群众喊口号。老百姓对于喊口号并不熟悉，喊了前半句之后，后半句就含糊不清了。
冯长友手里拿一张纸走上台，到了桌子旁边，低头看着纸上写的字，像念课文似的念了起来。念了几句，就歪过头看一看左侧坐在长板凳上的人，好像在问：这样念行吗？那几个人，毫无表示。冯长友很快就念完了，急着跑下台来。工作团的一个人又跑到台边，领着大家喊口号。
散会后，回家的路上，人们议论纷纷。“一个街上住着，有什么仇，什么冤啊？”“工作团的人说啦，有钱人就是穷人的冤家。”“跟黑台老百姓有仇的早跑没影了，……”老曹家大小子问冯长友，“怎么没有让你爹上台去诉苦呢？”“我爹不愿意出头露面。工作团的人就让我去诉苦。”“你干嘛还拿一张纸念呢？”“那是工作团的同志给写的。”
（五）
1946年腊月。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太阳落山后，耿发他妈溜达着进了老杨家院里，走到我们家门口，依着门框，问我妈，“吃完了？”“啊，进屋坐一会儿！”耿发他妈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叨咕着，“住后屋可比前屋强多了。”“是啊。”耿发他妈坐到炕沿上，看看窗外，放低了声音，“知道不？曲屯长死了！”“谁说的？好好的，怎么就死了？”“打死的。”“谁打的？”“工作团让基干队打的！”“曲屯长挺老实的，犯什么罪了？”“他能犯什么罪！不就是当个小屯长嘛。”
电线杆子下面，人们在议论曲屯长被打死的传闻。“工作团一来，就把曲屯长给抓进区政府的笆篱子里去了。”“什么罪呀？”“当伪屯长呗。”“当个伪屯长也不至于犯死罪呀。”“都是基干队那帮愣小子，没深没浅，曲屯长那个身板还能扛他们折腾。”“听说拿胶皮管子蘸凉水，浑身都打青了。”“基干队都是些什么人！连王八子都混进去了。要说该打的，我看是王八子。”“听说曲屯长老婆上区上去闹去了？”“人死了，闹不闹能怎的。”“说是区委书记向曲屯长老婆子道歉了，要处罚带头打人的小队长。”
（六）
1947年1月，小寒过后，过小年之前。黑台村“斗争”开始。
基干队民兵二十几个人跟着工作团的干部从村公所出来，急匆匆向东街东头走去。
过了大约一个多钟头，民兵押着两挂大马车向村公所走回来。车上拉着箱子、柜，大包小裹装得满满的。耿发他妈在观看的人群中说，“这是谁家搬家？往那搬呀！”一个民兵看看耿发他妈，又瞅瞅大伙，说道，“搬什么家！这叫‘斗争’。开分啦！”从东头传来妇女和孩子的哭叫声。老田家大婶儿说了一声，“我的妈呀！”回到屋里，把门咣当一声关上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两辆车同样装得满满的，向村公所走去。老马家老三问赶车的民兵，“这都是谁家的呀？”赶车的民兵：“等着吧，谁家也跑不了。”这一天，东头有六、七户人家的东西被拉到村公所门前的大道上。村公所门前扯上了电线，挂上几个一百度的大灯泡，夜里民兵看守拉来的东西。
晚饭后，妈妈和父亲小声商量着什么事。“听说要挨家挨户地把东西都拉到村上去？”“看样子，大概有那个意思。”“那可咋办？”“把值钱的东西藏起来点儿吧。”“有啥值钱的！
父亲把一个一米多高、镀锌板外表面喷的绿漆、平时装粮食的铁桶放到炕沿边。妈妈把俄罗斯毛毯、缎子被、锡器等摆到铁桶旁边，父亲忙着把东西往铁桶中塞。妈妈：“先别忙着往里装啊！装满了还能搬动了吗。”父亲：“是啊。还是先挖坑吧。”
父亲在外屋北墙根儿、老杨家原来的萝卜窖旧址开挖；这个地方土质疏松，大概用了两个多小时，在地上挖出了一个大坑；地中间堆满了黑土。
父亲把铁桶放到坑里，又把要埋藏的东西一件一件地塞到桶里。最后用一块日本军给战马披的防化学武器的胶皮斗篷包在桶口。大坑填满土以后，姐姐和我上去踩了又踩；又撒上一层小灰，尽量不让人看出有新挖的痕迹。
父亲看了看地上堆积的土，对我说，“出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屋外满天星斗，连一丝风都没有，零下三十度的冷空气像锥子一样，一下子就扎到你的肉里。外面死一样的寂静；我仿佛听到了从地下传来空空的刨地的声音。回到屋里，我捂着耳朵、又哈哈手，“外面啥也没有。我听着好像有挖坑的响动。”父亲：“行了。拿土篮子装土，把土倒到猪圈去。”猪圈里没有猪。我们把土倒完了之后，又弄些乱草铺在土上面。后半夜，全家才上炕睡觉。
拉了三天，眼看着就要到魏皮匠家了。村公所门前大道上堆满了“斗争果实”——东头各家各户可以拿走的东西。
早晨，飘起了小雪。今天，工作团和基干队民兵没有过来。十点多钟，雪停了。人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打开自家的房门，东张西望。魏皮匠和老马家吹棚的人来到电线杆子底下，看到的人们也大着胆子聚拢过来。老田大叔：“今天怎么没过来拉呀？”“兴许不拉了？”“那敢情好了。”“再拉就拉到老魏家了吧？”“这就是‘斗争’？”“谁知道呢？”
1946年秋末。(看到顶点网).
解放后，警察署改成黑台区政府办公室。后墙上用白灰写了两趟大字：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
天黑以后。高警佐的太太过来串门。她惶恐不安、心神不定。妈妈：“咋的啦？快坐下！”高太太坐到炕头炕沿上，悄声对妈妈说，“**在平阳镇、半截河那边开始斗争了。”妈妈：“什么叫斗争？”高太太：“有房子有地的、有钱的、当过差的、开买卖的……家里的房子、地、值钱的东西都让土改工作团给分了。”妈妈：“是不是像人家说的，要共产了？”高太太：“不叫共产，叫斗争！不光分东西，还抓人游街、蹲笆篱子，还打人，有的人，活活给打死了。”妈妈：“那么蝎虎？是真事儿呀？”高太太：“西街老吕家平阳镇的亲戚怕挨斗，吓得跑到他们家来避风，亲眼所见，一点都不假。”妈妈：“高警佐有信没有？”高太太：“民主联军进来之前，让人捎来两封信，在沈阳呢。”妈妈：“若是在家，还不得挨斗争啊！”高太太：“那还用说，一准儿跑不了。你们家傅先生也得加点小心。”妈妈：“还能不管干啥的，当过差的就都斗争？”高太太：“谁知道呢？”
（二）
几天后。黑台来了土改工作团。
刚刚吃完早饭，两个陌生人走进老杨家院里。一个穿蓝布上衣的人对着我家的房门问，“傅同志在家吗？”我听到后，觉得奇怪，问道：“我们家有人叫‘同志’吗？”妈妈对父亲说，“是不是叫你的？”父亲迎了出去，问；“找谁？”那个人：“噢！傅同志在家呢。”父亲：“两位请进！”
两个人一前一后大摇大摆的进了屋。没等让，两个人就毫不客气地坐到炕沿上。还是那个穿蓝布上衣的人，似笑非笑，没有说废话，张嘴就说，“傅同志丈量土地是行家呀！”父亲：“丈量过，算不了行家。”那个人：“听说了，在黑台，丈量土地，算账打算盘子，就数你了。”来的另一个人：“我们是土改工作团的。到黑台来，就是搞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工作团请你出来帮着我们丈量土地。可以吧啊！”
丈量土地，那就是意味着要去分人家的土地。父亲没有说什么。妈妈意识到：这事是无法推脱的；工作团的人能叫你“同志”，那也是看得起你。于是笑着对两个人说，“公家的事儿，哪有不可以的。”父亲也点了点头。穿蓝布上衣的人：“那好！下午一点到区政府，找工作团，找我们两个谁都行。”父亲：“二位贵姓？”那两个人说了姓名，站了起来，一个人把两只手插到裤兜里，走在前面；一个人倒背着手，环顾一下外屋，向院子里走去。
看那两个人向大门走去，我说了一句，“这家伙！还挺牛的呢！”妈妈：“别瞎说！”
父亲一连几天都是跟着土改工作团出去丈量土地。为了丈量方便，父亲到南街阎木匠那里做了一个木制的“步弓”（丈量土地使用的量具）。每天出去的时候，父亲都把它扛在肩上。
（三）
划阶级，定成分，开始了。
一开始，给我们家定的家庭成分是“雇农”，理由是我家土改前三年没房子、没地，经济来源只靠父亲的薪水。过了一阵子，村农会又把我家成分改为“贫农”，理由好像是我们家还没有穷得像“雇农”那样。好歹雇农和贫农都是农村的“主人”阶级，都是革命阵营的主力军。
阶级成分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专政与被专政的重要标志。贴上了地主、富农的标签，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每一个走向社会的人的命途，无一例外地会受到家庭成分问题的影响。当然！在政策上有一条：不惟成分论。其实，还是没有离开“成分”的烙印。
土改后，在我们可以联系到的亲属当中，特别是本家的亲属，几乎没有贫雇农。可想而知，我们家的命运能够摆脱阶级成分的困扰吗！
（四）
区政府院子四周的大杨树的枯叶，在秋风里飒飒地飘落着。办公室房前用厚木板搭了一个戏台，戏台上方扯了一条红布横额，上面贴着四张菱形白纸，白纸上写着四个黑色大字：诉苦大会。
台上右侧站着两个人，低着头，畏首畏尾，有如霜打的茄子似的。台子正中间放了一张办公桌，桌上铺了一条线毯。台上左侧两条长板凳上坐着四、五个人，交头接耳、戚戚喳喳，不知在说些什么。
一个人走到台子中间的桌子后面。他身穿退了颜色、四个兜、长长的黄军装，腰里扎着宽宽的皮带，皮带上挂着一把带皮套的手枪；这个人身材消瘦，大高个儿；他操着南方口音，讲话时把每一个字都抻得长长的，以又尖又细的声调喊着讲：“乡亲们！今天区政府在这里召开斗争恶霸地主、群众诉苦大会！……有冤的伸冤，有仇的报仇……”
台下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讲话的那个人是谁呀？”“区委书记。”“区委书记是什么官？”“大概是黑台最大的官。对了，人家不叫官，叫干部。”“土改工作团的人不是都叫干部吗？”“干部也有大干部、小干部，区委书记就是我们区上最大的干部。”
区委书记讲完话，开始诉苦。西街的张老懒面对着台子右侧的两个人，大声讲着什么，时不时地举起左手指点着那两个人。那两个人低着头，有时斜着眼睛偷偷地看看台下的人群。工作团的一个人在诉苦人诉苦时，经常走到台边，领着群众喊口号。老百姓对于喊口号并不熟悉，喊了前半句之后，后半句就含糊不清了。
冯长友手里拿一张纸走上台，到了桌子旁边，低头看着纸上写的字，像念课文似的念了起来。念了几句，就歪过头看一看左侧坐在长板凳上的人，好像在问：这样念行吗？那几个人，毫无表示。冯长友很快就念完了，急着跑下台来。工作团的一个人又跑到台边，领着大家喊口号。
散会后，回家的路上，人们议论纷纷。“一个街上住着，有什么仇，什么冤啊？”“工作团的人说啦，有钱人就是穷人的冤家。”“跟黑台老百姓有仇的早跑没影了，……”老曹家大小子问冯长友，“怎么没有让你爹上台去诉苦呢？”“我爹不愿意出头露面。工作团的人就让我去诉苦。”“你干嘛还拿一张纸念呢？”“那是工作团的同志给写的。”
（五）
1946年腊月。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太阳落山后，耿发他妈溜达着进了老杨家院里，走到我们家门口，依着门框，问我妈，“吃完了？”“啊，进屋坐一会儿！”耿发他妈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叨咕着，“住后屋可比前屋强多了。”“是啊。”耿发他妈坐到炕沿上，看看窗外，放低了声音，“知道不？曲屯长死了！”“谁说的？好好的，怎么就死了？”“打死的。”“谁打的？”“工作团让基干队打的！”“曲屯长挺老实的，犯什么罪了？”“他能犯什么罪！不就是当个小屯长嘛。”
电线杆子下面，人们在议论曲屯长被打死的传闻。“工作团一来，就把曲屯长给抓进区政府的笆篱子里去了。”“什么罪呀？”“当伪屯长呗。”“当个伪屯长也不至于犯死罪呀。”“都是基干队那帮愣小子，没深没浅，曲屯长那个身板还能扛他们折腾。”“听说拿胶皮管子蘸凉水，浑身都打青了。”“基干队都是些什么人！连王八子都混进去了。要说该打的，我看是王八子。”“听说曲屯长老婆上区上去闹去了？”“人死了，闹不闹能怎的。”“说是区委书记向曲屯长老婆子道歉了，要处罚带头打人的小队长。”
（六）
1947年1月，小寒过后，过小年之前。黑台村“斗争”开始。
基干队民兵二十几个人跟着工作团的干部从村公所出来，急匆匆向东街东头走去。
过了大约一个多钟头，民兵押着两挂大马车向村公所走回来。车上拉着箱子、柜，大包小裹装得满满的。耿发他妈在观看的人群中说，“这是谁家搬家？往那搬呀！”一个民兵看看耿发他妈，又瞅瞅大伙，说道，“搬什么家！这叫‘斗争’。开分啦！”从东头传来妇女和孩子的哭叫声。老田家大婶儿说了一声，“我的妈呀！”回到屋里，把门咣当一声关上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两辆车同样装得满满的，向村公所走去。老马家老三问赶车的民兵，“这都是谁家的呀？”赶车的民兵：“等着吧，谁家也跑不了。”这一天，东头有六、七户人家的东西被拉到村公所门前的大道上。村公所门前扯上了电线，挂上几个一百度的大灯泡，夜里民兵看守拉来的东西。
晚饭后，妈妈和父亲小声商量着什么事。“听说要挨家挨户地把东西都拉到村上去？”“看样子，大概有那个意思。”“那可咋办？”“把值钱的东西藏起来点儿吧。”“有啥值钱的！
父亲把一个一米多高、镀锌板外表面喷的绿漆、平时装粮食的铁桶放到炕沿边。妈妈把俄罗斯毛毯、缎子被、锡器等摆到铁桶旁边，父亲忙着把东西往铁桶中塞。妈妈：“先别忙着往里装啊！装满了还能搬动了吗。”父亲：“是啊。还是先挖坑吧。”
父亲在外屋北墙根儿、老杨家原来的萝卜窖旧址开挖；这个地方土质疏松，大概用了两个多小时，在地上挖出了一个大坑；地中间堆满了黑土。
父亲把铁桶放到坑里，又把要埋藏的东西一件一件地塞到桶里。最后用一块日本军给战马披的防化学武器的胶皮斗篷包在桶口。大坑填满土以后，姐姐和我上去踩了又踩；又撒上一层小灰，尽量不让人看出有新挖的痕迹。
父亲看了看地上堆积的土，对我说，“出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屋外满天星斗，连一丝风都没有，零下三十度的冷空气像锥子一样，一下子就扎到你的肉里。外面死一样的寂静；我仿佛听到了从地下传来空空的刨地的声音。回到屋里，我捂着耳朵、又哈哈手，“外面啥也没有。我听着好像有挖坑的响动。”父亲：“行了。拿土篮子装土，把土倒到猪圈去。”猪圈里没有猪。我们把土倒完了之后，又弄些乱草铺在土上面。后半夜，全家才上炕睡觉。
拉了三天，眼看着就要到魏皮匠家了。村公所门前大道上堆满了“斗争果实”——东头各家各户可以拿走的东西。
早晨，飘起了小雪。今天，工作团和基干队民兵没有过来。十点多钟，雪停了。人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打开自家的房门，东张西望。魏皮匠和老马家吹棚的人来到电线杆子底下，看到的人们也大着胆子聚拢过来。老田大叔：“今天怎么没过来拉呀？”“兴许不拉了？”“那敢情好了。”“再拉就拉到老魏家了吧？”“这就是‘斗争’？”“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