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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出山西记

    王嘉胤死后,其手下的二号人物紫金梁王自用被推举为民军老大,王自用手下共有民军三十六营,人数大约在二十万左右。

这三十六营包括:八大王、扫地王、邢红狼、黑杀神、曹操、乱世王、撞塌天、闯将、满天星、老回回、李晋王、党家、破甲锥、八金刚、混天王、蝎子块、闯王、张妙手、白九儿、一阵风、七郎、大天王、九条龙、四天王、上天猴、丫头子、齐天王、映山红、摧山虎、冲天柱、油里滑、屹烈眼等等。

从诨号上就能看得出,这都是些凶悍狡黠、难以对付的人。王自用只是名誉上的首领,各营都有独立行动的自由。

洪承畴荡平陕西以后,朝廷把注意力集中到山西来。

崇祯撤换了“剿匪”不力的山西巡抚宋统殷和宁武总兵孙显祖,任命光禄寺卿许鼎臣为山西巡抚,张应昌为宁武总兵。

针对“流贼”遍地开花的状况,兵部尚书梁廷栋出了一个臭主意,他建议宣大总督张宗衡和山西巡抚许鼎臣两人分地负责。

张宗率率白安、虎大威、李卑、贺人龙、左良玉等将领共八千兵力负责东、西两路,许鼎臣率张应昌、茍伏威、史记、颇希牧、艾万年等将领共七千兵力负责北路。

从表面上看,两人分工很明确,但是由于民军是流动作战,居无定所,这种划地专责的做法不利于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容易造成观望和扯皮,容易被民军钻空子,从而贻误战机。

此外,为确保城池不失,避免失事之责,官军在战略上比较注重守城,失去了“剿匪”的主动性,没有对“流贼”造成什么杀伤,因此,许多大臣批评这种做法名为“防寇”,实为“纵寇”。

因为官军战略上的弊端,山西的剿局没有因为换人而有什么起色,官军的剿杀依然疲软无力,不能有效对民军进行压制。

不是事不行,而是人不行。

崇祯五年十二月,刚刚荡平陕西的临洮总兵曹文诏马不停蹄,携部将马科、曹变蛟等人,率领一支三千五百人的部队开往山西。这支部队人虽不多,但是都是逐一挑选的精兵,他们刚刚剿灭了陕西民军,每个人的双手都沾满了民军的鲜血。

骁勇善战的曹文诏到来使形势有所好转。

崇祯六年初,为了统一事权,朝廷命曹文诏节制秦晋诸将“讨贼”,曹文诏一马当先,指挥各路人马,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固守,以动制动,和民军展开滚桶大战,给民军以沉重的打击。

踢足球强调整体实力,讲究协调配合,一个人实力再强也对付不了一大堆对手,没有队员的配合,球星也会变成球童。

在山西“剿匪”就像是踢足球,也要讲究整体配合,可是曹文诏到了山西就像是罗纳尔多到了甲A,虽然他很能干,但架不住官军中的饭桶多,民军的密度大,他一个人不能包办所有“剿匪”事务,民军对他闻风逃遁,不与他接触,曹文诏孤掌难鸣,有劲使不上。

因此,山西民军虽然受到一些挫折,但是没有被消灭,活动范围反而扩大到了豫北和畿南。

进入华北平原后,民军充分发挥了运动战的优势,活动量大大增加,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展开游击战,三省官军事权不一,协调指挥不利,处处被动挨打,常常顾此失彼,三省官军也因此矛盾重重。

民军流动到华北平原对北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朝廷对此高度重视,急忙调兵遣将,对民军进行围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