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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聪儿的几个问题
嘉庆元年（1796年）至十年（1805年）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是明末农民大起义和太平天国革命之间，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前夕，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这次起义发动起成百万被压迫者，对清王朝进行了猛烈冲击。统治者倾注了所能动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企图扑灭这一熊熊火焰，以维持其黑暗统治。起义者在十年当中，转战于鄂、豫、川、陕、甘五省的广大地区，屡次将反动武装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从各方面削弱了清王朝，使它的虚弱本质进一步暴露，大大鼓舞了各族人民的反清斗志。大起义虽然由于双方力量的悬殊，及起义者本身存在的缺陷和错误而终于失败，却成为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重要转折点。
这次起义当中，涌现出一批领袖人物，王聪儿就是其中一员。
迄今为止有关王聪儿的论述，几乎都对她给以极高的评价，如认为她直接组织和发动了襄阳地区被压迫者的大起义，组成著名的襄阳起义军；她统帅这支数万人的大军，纵横驰骋在鄂、豫、陕、川等省，在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引下，取得一系列重要胜利，不仅支援了其他地区的起义军，还对大起义的进程产生很大影响；她能坚持正确的路线，和叛徒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等等。总之，在这些论述中，起义军特别是襄阳起义军在起义最初两年所取得的功绩，几乎都被归功于王聪儿个人了。
无庸置疑，王聪儿是川楚陕农民起义军的重要领袖。可是不能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无限地抬高她，将不属于她或不完全属于她的功绩，强加于她，甚至赋予她以超越她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某些特色。
为了正确评价王聪儿，首先要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本文拟对有关王聪儿的论述中经常引用的若干重要材料，进行初步辨析，并通过这种辨析，试图给王聪儿一个符合她本来面目的历史地位。
一
为论证王聪儿是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重要组织者和发动者，有关论著和辞书都指出，乾隆六十年（1795年）末，她和她的丈夫齐林（白莲教支派湖北收元教的重要领袖）曾计划第二年（嘉庆元年）的元宵节，在襄阳城内举行武装暴动，因变节者泄露机密，以齐林为首的一百多名教徒惨遭杀害。
这种说法的唯一根据是周凯的下列叙述：湖北襄阳的收元教“谋为不轨……推齐林为首，期以嘉庆元年正月十五日破襄阳城。城中民或外徙，城外民或内徙，风谣四起。署襄阳县知县张翱……素习一老库书，召入内署密询……搜其身，得小册，皆伪称，知齐林为首，老库书为相，……闭城大索，勒兵守城。时，齐林之党悉在城外，城中不过数百人，不能拒，尽获之……骈诛于道署之西，凡一百余人，悬齐林首于小北门。时，正月三日也。”[1]
周凯言之凿凿，可是六省教案（乾隆五十九年秋，清统治者大规模镇压鄂、豫、皖、川、陕、甘六省的收元教和浑元教）初期，清湖广总督毕沅就上报弘历，在襄阳“将首犯宋之清（收元教教主）拿获，并究出同教各犯……齐林等十八名，亦即按名全获”[2]。不久，新任湖广总督福宁宣判：“此案宋之清……照大逆律陵迟处死……高成功、齐林等十九犯，俱照妄布邪言为首例，拟斩立决。”[3]所以齐林已在乾隆五十九年初冬牺牲，不可能再在一年后和王聪儿一起组织襄阳城内的暴动。
其实，周凯所记载的只是襄阳一带关于齐林的一种传说，而它基本上又是以下述一些事件作为素材：
如《襄阳府志》的汪履安传：“汪履安……诸生……邪匪起，助守（襄阳）西门。诇得县户书段琼、段玙暨县役侯朝纲通贼状，密白于知县张瑢。捕琼，玙已飏去……质之朝纲，弗承也……于其蔽膝中得红笺，有八字云：‘分郡之事，速来商议’，朝纲始服输。盖受伪职都督，实期以是夜在各官署后举火为内应也。所牵引城内数十百人，骈诛之，城守乃益固。”[4]
《方略》也记载了这个事件，但十分简单：“署襄阳县施南同知张瑢，于旬日内拿获城内外书役、奸细，正法二百数十名。”[5]
又如《襄阳县志》记载：“嘉庆元年三月，襄阳匪首齐林之党姚之富……称乱于黄龙荡……立王氏（王聪儿）为总教师……四月初七日，匪首肖应提烧樊城，遂渡河攻襄阳城……县役王林为内应……斩以徇。应提中炮立毙，贼众分窜，城围遂解。”[6]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这个传说确实取材于上述两个事件，只是改动若干具体情节和人物姓名罢了。周凯在道光初年任襄阳知府，自然会听到当地这个传说，其后被他收入上引《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一文。
周凯的叙述并没有提到王聪儿，可是有关论著几乎都指出她也参加了这一密谋。史料没有记载，不只何所根据？
可见齐林夫妇曾组织襄阳城内武装暴动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据以立说的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传说，并非史实。
同样是为了突出王聪儿组织、发动这次大起义的功绩，一些论著指出，著名的襄阳地区大起义，是由王聪儿在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即辰年辰月辰日）亲临现场领导的。翻阅有关史料，始终没有发现足以证明这种看法的根据。倒是襄阳起义军一些成员的追述，为我们提供了说明事实真相的某些依据。
襄阳起义军由三支队伍所组成，即王聪儿、姚之富领导的齐家营（襄阳黄号），高均德领导的高家营（襄阳白号），以及张汉朝、刘起荣领导的襄阳蓝号。高均德回忆起义情况时说：“嘉庆元年本县（襄阳）张知县又查拿邪教，将我拿获……彼时张汉潮（朝）已于二月间起事。我回家……遂随同张汉潮打仗。”[7]高成杰说：“嘉庆元年……三月间，有同教的张汉潮谋反起事，我就跟着同走。”[8]马应祥说得更加具体：“嘉庆元年二月里，张汉潮手下聚有一万多人，就在枣阳县起手造反。小的师父高成杰并高二、高三、高均德、马五们，听见张汉潮造反，就同小的于三月二十八日竖起白旗，称做高家营。”[9]
以上是襄阳白号领袖们的叙述，而襄阳蓝号成员的有关回顾则更加明确，如张汉潮的儿子张正隆的供单上说：“嘉庆元年三月，先是刘起荣、张时（什）在襄阳起手叛逆，齐王氏也随后反的。”[10]张时指出：“嘉庆元年三月间，张汉潮等先在黄龙垱桃山庙起事，齐王氏、姚之富在夹河洲、邓洲起事，高二、高三、马五在高家湾起事。”[11]
综合起义者们的回忆及有关材料，襄阳地区被压迫者的起义情况如下：刘起荣等假借老师傅张汉潮的名义首先在他的家乡附近的黄龙垱举起义旗；随后姚之富在他的家乡彭家疃附近的夹河洲，高均德在其家乡高家湾附近的三合镇分别起义响应，后来形成著名的襄阳起义军，而不是王聪儿直接领导或亲自发动的。
传说王聪儿在齐林被害后，“祝发为优婆夷”[12]以避免统治者的注意。统治者在她牺牲后指出：“该逆首发剪后复蓄，长不盈尺”[13]，从而证实确有其事。可见六省教案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王聪儿正在身居简出，尽量避免与外人接触，很难参加多少起义的准备工作。
令人费解的是，尽管有关王聪儿组织、发动大起义的材料很少，即使有几条，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可是有的论著却以想象代替事实，无限拔高王聪儿，而对于已有若干史料证实其为湖北地区大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姚之富，竟然避而不谈。下引材料有助于人们了解事实的真相。
湖北当阳起义军领袖陈德本说：“乾隆五十八年……认何显明做师傅……上年（乾隆六十年）本县查拿邪教，何显明就说，襄阳老教头姚姓寄信来说，来年（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是辰年辰月辰日，同教的人要收缘了，知会大家谋反，各造兵器。”[14]“襄阳老教头姚姓”，显然是姚之富。这一时期当地除去他之外，史料中没有出现第二个姚姓教首。
湖北保康县起义军成员曾世兴被俘后供称：“小的父亲曾拜姚之富、姚文学为师……本年（嘉庆元年）二月十三日姚文学带了多人，到小的家里，说劫数到了，要抢城池。”又说：“姚之富、姚文学父子是分路纠人，姚文学在郧阳一路纠伙分抢，听得姚之富在襄阳一带，率领同教，在那附近地方四出抢劫，是以未到郧阳。”[15]房县收元教徒祁中耀也说：“本年（嘉庆元年）二月内，姚文学带领同教多人，到三里坪地方，说要起手烧抢。”[16]
这些叙述表明，收元教在六省教案中遭到严重摧残后，恢复湖北地区的组织、进一步准备当地武装起义的重任，主要是由姚之富等人所承担的。尤其是姚之富，在继承宋之清、齐林等人的未竟事业中，作了突出贡献。他才是湖北地区白莲教大起义酝酿、发动阶段的关键性人物。
有关王聪儿的论著中，几乎一致肯定她是襄阳起义军的最高领导者，认为这支队伍由她“率领”和“负责指挥”。可是事实却远远不是这样单纯。
首先，襄阳起义军是由三支独立的队伍所组成，彼此虽长期密切合作，还是没有产生一位军事总指挥。
襄阳白号由齐林师兄高成功之子高均德直接领导，“高家的人最多，原叫高半边”[17]。这是它能和襄阳黄号分庭抗礼的一个原因。高均德本人也承认：“营里一切事情……其实还是我指拨调度。”[18]
襄阳蓝号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张汉朝并不属于宋之清的收元教系统。张正隆说：“白莲教有南北二会，南会是小的父亲，传习刘起荣、张时……等；北会是齐王氏，传习姚之富、张天伦……高均德。”[19]这里，北会显然指齐林弟子姚之富及高成功之子高均德分别领导的襄阳黄号和白号，他们都属于宋之清系统。张汉朝的教派，张正隆不曾指出，但不会是宋之清的门下，否则就无从解释它为何被称为南会，以与宋之清、齐林一派相区别。六省教案有关收元教的材料中，没有涉及张汉朝这个派系的任何情况，也是两者不属于同派的印证。襄阳蓝号初期的重要领袖刘起荣，乾隆五十八年曾见到浑元教教首刘之协，后者给他“黄绫一块，上写经咒，说带在身上可避灾难”[20]。宋之清与刘之协因“争教”事件（收元教为摆脱对浑元教的依附地位，引起宋、刘之间的一场冲突），已在乾隆五十七、八年间决裂，而刘起荣却还和刘之协交往，这是张汉朝不属于收元教派系的又一证明。
嘉庆二年五月初三日，当襄阳起义军由湖北向四川作战略转移，途经陕西兴安时，襄阳蓝号曾单独发出布告，阐述起义军的作战目的和某些政策、措施。布告的开端说：“钦命东土兴汉灭满张汉朝子为招讨扫北都督大元帅张月梅，年二十七岁，统领兵丁，为天承运事，示谕军民人等知悉……今真明（命）天子已出……吾主本大明之脉绪……。”[21]布告从一个侧面表明，襄阳蓝号只受这位“真命天子”的领导，张汉朝父子有权以个人名义领衔，对外发布文告，而无需考虑王聪儿或其他的人。
其次，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最初一个阶段，襄阳起义军最重要的领袖并不是王聪儿，而是姚之富和其他几位老教首。襄阳黄号的一份宣传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个事实。
嘉庆二年（1797年）三月，襄阳双沟地区发现起义军散布的“逆词”，“逆词内有伪称兵马大元帅姚、张、王、黎四姓”[22]。清统治者经过调查后指出：“姚、张二姓即系姚之富、张富国。其黎姓系名黎数，贼伙称为黎叔。王姓称为大叔，更在姚之富之上。”[23]
姚之富是齐林弟子，襄阳黄号领袖。张富国即张汉朝，襄阳蓝号领袖，门徒众多，很有威信，起义时已年近七十。王姓即王廷诏，黎数即李全，他们在教内辈分很高，深受起义军将士爱戴，被尊称为叔。王廷诏是浑元教的领袖，在激励起义军将士们的斗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李全突出地表现了军事指挥才能，被清统治者称为“逆首中极为狡猾之贼”[24]。
“逆词”的来源，据被捕者“武致雍供称，上年该犯与姚之富同谋起事。今年（嘉庆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姚之富因人少，令同武致和……等七人一同出来，招集各处逃散之人，抵敌官兵。书稿是贼营内葛应宗所写，我带出照样誊写、布散”[25]。
襄阳起义军为重新招集在战斗中与队伍失去联系的战士，在有关宣传品中自然要以他们所熟悉的最有威信、地位最高的领袖相号召，这就说明姚、张、王、李四人是襄阳起义军初期阶段最重要的领导者。不过他们除去亲自掌握的队伍外，对于其他部队也是没有直接指挥权的。
王聪儿是襄阳黄号的领袖，“逆词”正是这支队伍的成员所写，却偏偏将她“忽略”，因而从一个侧面反映，起义初期，王聪儿在襄阳起义军中，甚至在襄阳黄号中的威信、地位，还没有达到后来那种高度。
姚、张、王、李四人中，姚之富在嘉庆二月五月前又被清统治者当作襄阳起义军最主要的“首逆”。他的名字在连篇累牍的谕旨、奏折中频繁出现，是必欲得之而甘心的“要犯”，其重要行仅仅次于刘之协。这因为他是湖北地区大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发动者，在整个襄阳起义军中也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大起义初期，统治者发现在湖北襄阳、保康、竹山及陕西商州等地，秘密扩充队伍的一些起义军成员，都是奉姚之富的命令。又有一件材料指出，嘉庆元年十一月上旬，双方在襄阳东北的草店一带发生激战，起义军的“妇女幼童亦手执刀矛助势”，“姚之富……见官兵较前倍增……先行退回营中，向各头人商议，目下雨雪泥泞，道路难行，官兵一时断不能进攻……尚可支持数日。我们酌带些人，乘此速往黄龙垱一带，招集从前打散之同教多人前来帮助，可以救应决胜。即于是夜有五六个头人，各带自己得用之人陆续前往，姚之富亦在其内。”[26]可见姚之富是襄阳起义军中主要的运筹帷幄者，他的意见对其他领袖有很大影响。
姚之富的重要地位还在于襄阳黄号主要是由他的门徒所组成，而黄号又是襄阳起义军的主力部队。前引陈德本的供词称姚之富为“襄阳老教头”。湖北枝江、宜都起义军领袖张正谟说：“姚之富系襄阳一带掌教。”[27]又一教徒王兰说：“姚之富有四十八个徒弟，分为四十八线。”[28]曾世兴、祁中耀也指出：“竹溪、竹山、房县、保康各处之教，皆姚之富、姚文学父子所传，教中人皆称为老师傅。”[29]颙琰曾根据奏报说：“现获匪犯，多系姚之富之徒。”[30]总之，姚之富是个广收门徒的老教头，特别是在六省教案后组织起义的过程中，自然会吸收更多的人入教，从而使他的弟子在襄阳黄号中占居主导地位。白莲教各支派教首的地位、权力，归根到底取决于门徒的多寡，起义后也是“以纠合人数多者称为大头目，人数少者为小头目”[31]。这是姚之富成为襄阳黄号的实际领袖，并在襄阳起义军中有着很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清统治者严重注意姚之富的情况相反，齐王氏（王聪儿）一名直到嘉庆二年三月，即襄阳大起义一年之后，才见于统治者的记载[32]。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王聪儿在起义初期，并非襄阳起义军的最重要的领导者。
最后，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初期，王聪儿在起义军中的威信既然不算很高，为什么又被推举为总教师呢？这主要是由齐林生前在收元教内所处的重要地位决定的。
六省教案中被捕的陕西省收元教徒供称，教内传说“弥勒佛转世，现已生在河南无影山张家，要保护牛八起事。牛八即喜朱字”[33]。无影山是白莲教经卷中的地名。所谓河南无影山，暗指襄阳收元教。教徒们还传说：“河南无影山上掌事之人，闻系漆姓、宋姓。”[34]宋姓显然就是宋之清，漆姓即齐姓，指齐林。据《实录》记载：“现在研讯韩陇，供称所得灵文经咒，曾向肖贵问过，据称系伊师樊学鸣传授，樊学鸣之师是张志坤，张志坤之师是齐林，即漆林。”[35]所以齐林是收元教内仅次于宋之清的领导人物。
史料表明，襄阳黄号及四川起义军的大部分领袖，都是齐林系统的教徒。
襄阳方面，“齐王氏是老师傅（齐林）的女人。姚之富、樊人杰、王光祖……这都是齐王氏的徒弟”。[36]按，姚之富等是齐林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王聪儿既是“（齐二）师娘”，所以也可称为她的弟子。
四川方面，齐林“转收伍公美……为徒，伍公美转收樊学鸣为徒……樊学鸣转收……肖贵为徒……肖贵抄得经文，携回陕西安康县，辗转招徒入教”[37]。肖贵被捕后说，他的弟子包括尚贵和孙赐俸（即孙士凤、孙老五），尚贵的一个弟子即通江蓝号起义军领袖冉文俦；而四川起义军其他重要领袖徐天德、冷天禄、王三槐、罗其清、龙绍周等人，则都属于孙士凤系统的教徒，“凡陕西之兴安，四川之达州、巴州，湖北之来凤等处，该犯（孙士凤）传徒甚众”[38]。川东云阳县教首高名贵，也属齐林系统[39]，著名的云阳月蓝号起义军的一些领袖，都出于他的门下。
由此可见，齐林生前已超越宋之清，成为湖北收元教内的最大实力派，甚至可以说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基本上是由齐林系统的教徒所发动和领导的。
齐林所以拥有众多弟子，在收元教内处于显赫地位，与他充当襄阳县总差役有关。
差役是统治者的爪牙，欺压、掠夺人民的具体执行者，为被压迫者所深恶痛绝。不过也有少数差役秘密参加白莲教及其组织的武装斗争，清中叶后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乾隆末年随着统治机构的日益庞大，以及阶级斗争的激化，州县差役（大部分为“逾额官役”）剧增，四川达州竟有五千人之多，湖北当阳县也达到一千六百人[40]。齐林作为襄阳这种“繁剧”州县的总差役，因而所掌握的有关人员最少也在千人以上。他的这种地位和实力，有利于秘密开展传教收徒活动，所以终于成为收元教内拥有最多教徒，实力最强的教首。有的记载说：“（齐）林遂为襄郧总教，号大师父。”[41]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因为齐林之上终究还有宋之清，但也可看出齐林在教内的声势了。
六省教案中收元教遭到严重破坏，宋之清遇难，他的第一代弟子也几乎全部牺牲，由于齐林的门徒众多，所以各地的幸存者不在少数。姚之富等人承担了恢复湖北地区的组织及准备起义的重任，其后成为襄阳黄号的领袖和骨干。为表达对齐林的怀念与尊重，他们在起义后推举“师娘”王聪儿做总教师，称这支部队为齐家营。（襄阳县志）所载：“嘉庆元年三月……姚之富称乱于黄龙荡（按，应为夹河洲），立王氏为总教师”[42]，就是此事。估计襄阳白号和蓝号对此也不会有反对意见，因为拥戴王聪儿的姚之富很有威信，而且王聪儿虽不是他们的“师娘”，在教内的辈数终究很高（因是齐林之妻，辈数仅次于王廷诏、李全等个别老教首），何况有了总教师，也并不妨碍他们的独立行动。
有必要对总教师这一名称，作如下说明：
“教师”的称号在白莲教及川楚陕起义军总并不经常使用，在某些情况下，它也只是个荣誉职衔。如四川达州青号西路先锋张书汉，因与徐添德发生矛盾而率领部下独立活动，被人们称为元帅。张书汉说：“因我与徐天德是亲家，就称我为老教师。”[43]王聪儿是齐林之妻，因而被襄阳黄号加以总教师的尊称，也是可以理解的。
总教师可能是总传教师或传教总师的简称。如川东奉节线号起义军领袖龚文玉，“在夔州一路为传教总师”[44]，似乎就是总教师的同义语。
龚文玉是奉节（夔州）地区拥有众多门徒的教首，实力雄厚，被称为“传教总师”，名实相符。王聪儿门徒不多（详见下文），被称为“总教师”，显然属于虚衔，并不是她真的就拥有这种地位和权力。
又如天理教的领袖林清，也是总教师，他是该教的一位重要创始者，因而拥有实权，“总教师所传号令为大令”，而元帅“所传为小令”。这是和王聪儿的不同之处。
总之，大起义初期阶段，襄阳起义军的主要领导者是姚、张、王、李四个老教首。他们在全然缺乏军事实践的状况下，直接或间接领导从未经过战阵的被压迫者，在与敌人正规军的搏斗中，不断从胜利和失败中总结经验，迅速提高军事指挥能力，在某些方面避免重蹈湖北地区其他起义者失败的覆辙，取得一系列重要胜利，给与敌人以沉重打击。襄阳起义军所以能成为川楚陕起义军的主力部队，对当时的反清斗争作出重要贡献，除去广大将士们的奋战外，这四个老教首的领导也起了很大作用。不过，他们在斗争中也犯了不少错误，导致起义部队实力的削弱，加以客观上的一些原因，终于被迫向四川转移。
王聪儿虽然也在战火中迅速成长，不断展现其指挥才能，作出不少贡献，终于在嘉庆二年上半年起义军向四川转移途中，进入姚、张、王、李四个老教首的行列，成为襄阳起义军的重要领袖。清统治者所以在起义军进入四川前后开始注意王聪儿，正是这一情况的反映。尤其是统治者由于注意王聪儿，必然会探听到她是襄阳起义军的总教师，因而也就将她作为这支队伍甚至川楚陕起义军的“首逆”了，因为他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始终是将襄阳起义军作为整个起义军的代表者来看待的。
王聪儿成为襄阳起义军的重要领袖后，在襄阳黄号中的实际地位，也还在姚之富之下，因为黄号成员主要是姚的门徒。她和姚、张、王、李相同，都没有直接指挥襄阳起义军全体部队的权力，因为它实际上只是个相当松弛的联盟。她也没有超过姚、张、王、李四个老教首，成为襄阳起义军的统帅，而只是其中平等的一员。
有的论著认为，王聪儿还在组织、发动大起义时，已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和才能”。“年仅二十岁”的王聪儿在起义后就成为“智勇双全”、“叱咤风云”的“卓越的女统帅”，等等。这些既缺乏史实根据，也与人们才能的成为过程不相符合。陈玉成在咸丰六年（1856年）天京事变后，成为太平天国卓越的将领时，年龄也在二十岁上下。但是他当时已经历了金田起义后长达六年的戎马生涯，饱经战火的锻炼与考验。王聪儿曾在各地走解卖艺，固然增长阅历，开阔眼界，养成坚强斗争精神，但这并不等于掌握了军事指挥才能，而掌握它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上述说法未免过于夸张了。
二
襄阳起义军在嘉庆二年初，从湖北经河南、陕西，向四川作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同年六月，在四川东乡与徐天德、王三槐两支起义军相会合。这就是著名的东乡会师。
王三槐叛变投敌后，曾就会师的情况说：“从前齐王氏、姚之富也是逃命到四川的。他们曾差人来说要合伙，我们还恐怕是官兵假充，设计诱我们的。我们也差人去探听，与之对话。后来大家商量，我们四川地方不犯着叫他们湖北人来糟蹋，不肯与之合伙，所以他们又回陕西去了。”[45]
有的论著仅仅根据这一点就作出结论说，王聪儿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在东乡会师期间，曾与王三槐的分裂主义路线展开激烈的斗争，粉碎了他的阴谋，等等。
持上述观点的同志，对王三槐的供词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这一供词明白无误地说，不愿与襄阳起义军合作，是经过“大家商量”的，怎么能解释成王三槐个人的建议和决定呢？而王三槐等大家“不肯与之合伙”，王聪儿等就“回陕西去了”，又怎么解释王聪儿和王三槐进行了激烈的路线斗争呢？
其次，王三槐供词的其他部分却又说，嘉庆二年六月，“小的同徐添德们逃到东乡中河，遇着湖北的齐王氏、姚之富、樊人杰、王光祖们又陕西过来，就同他们从开县温汤井一路，到云阳、奉节、大宁。因官兵来追，小的又同徐添德、冷添禄、樊人杰、王光祖们转回温汤井，由太平到了巴州地方。”[46]
据此，人们可以得出与前者完全相反的结论，即东乡会师后，两省起义军曾联合抗敌，而且襄阳黄号的重要领袖樊人杰、王光祖等还留下来，继续和四川起义军并肩作战。综合各方面的记载来看，实际情况也恰恰是这样。
所以有必要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分析王三槐的有关供词，辨别其真伪，得出一定的结论。
襄阳起义军向四川转移，是因嘉庆元年秋，湖北其他各支起义军除去林之华、覃加耀所部还在鄂西苦战外，都已陆续失败。而湘黔苗民大起义也进入尾声，使清军得以集中优势兵力，向襄阳起义军进攻。战况日益激烈，双方都遭到重大损失。前述姚之富等人一再派遣教徒，秘密返回襄阳等地，就是为了动员教徒等参加起义队伍，以扭转急遽减员的局面。但因统治者的严密封锁，这个计划基本失败了。而起义军在战略上的一些错误，也是造成作战失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徐天德、王三槐所部却在嘉庆元年末，一举攻克东乡县城，声威大振，队伍迅速扩大，斗争形势不断发展。
对于这种情况，襄阳起义军成员追述道：“到了二年三月间，众人见湖北、河南都反不成，听见四川反的人多，我们的人少，想要过四川去会同教的人。”[47]另一成员也说：“四川的人很多，地势险要。”[48]此外，收元教早在乾隆末年酝酿起义时，就已有进军四川的设想。川东云阳教首高名贵在嘉庆二年闰六月被俘后说，齐林的再传弟子樊学鸣，在乾隆五十八年曾吩咐过他：“轻易不要动手，只等他的教内人到来才可起事。”[49]可见襄阳起义军入川，既是迫于形势，也是起义前的原定计划。
不料嘉庆二年五月襄阳起义军进入四川前后，当地斗争形势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徐天德、王三槐所部在此期间没有采取分散作战的方针，而是先后在金鹅寺、重石子、香炉坪等据点，与不断获得增援（包括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后的回川队伍）的敌人展开激烈的攻防战，因而连战失利，损失严重，老师傅孙士凤牺牲，将领亢作俸及徐天德的母亲、王三槐的母亲、妻子和女儿也被敌人俘获。“徐添德、王三槐等，节经官兵追杀，只剩一千余人……因到处多有兵勇堵截，并不能逃出东乡县界。”[50]襄阳蓝号著名领袖张世虎事后也说：“徐添德、冷添禄、王三槐们，已被官兵杀散了。”[51]同时，四川起义军的另外两支主力罗其清、冉文俦部，也被敌人围困在巴州方山坪一带，无法来援。可以想象，徐天德等起义军将士该是多么盼望襄阳起义军的来临。
东乡会师后襄阳起义军所以又匆匆离去，情况比较复杂。其中一个原因是王聪儿等刚刚入川，清统治者就已拟订出集中兵力，“聚歼”楚川起义军于川东北地区的计划。颙琰指出：“今（襄阳起义军）全伙逃至川境，即令与……徐添德、王三槐合成一伙，正是天夺其魄，自投陷阱。从来贼匪利分不利合，官兵宜合不宜分……大兵云集，四面功围，更可克期集事。是现在贼匪渡江入川，思欲合为一处，未始非不幸中之幸事。”[52]
当时尾追襄阳起义军的清军惠龄等部，及围攻徐、王、罗、冉起义军的宜绵所部，总兵力已达四万人以上，还有大量乡勇。起义军的兵力，据清军将领估计：“徐添德等余党，现在不过千余（按：估计过低），而楚匪人数，实不下二万有余（按：襄阳起义军转移途中，大批教徒参加队伍）。”[53]如将罗其清、冉文俦、龙绍周等部计算在内，估计也只有三万余人，其中还包括不少随军家属。在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东乡会师后，起义军必须迅速转移，以免陷入清军正在形成的包围圈。
东乡会师在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次日两省起义军与清军展开激战，当晚就向川东的开县、云阳、奉节一带转移，显示出襄阳起义军从这里返回湖北的迹象。而统治者获得的情报，就直接证明了这一点，“开县之临江市，其地为水路冲途，屡获贼犯，俱供贼目等欲仍回湖北滋扰。”[54]
王聪儿等所以取道川东返回湖北，徐天德、王三槐部也向此地转移，是因开、万、云、奉等地的收元教徒力量比较雄厚；这些教徒准备发动一连串的起义，以迎接他们的到来。统治者指出，东乡会师后，起义军“都说陕西、四川交界地方，今年八九月里还有起事之人”[55]。这反映两省起义军已和川东的教徒取得联系，所以才传出“还有起事之人”的消息。所谓“川陕交界”，只不过是有意迷惑敌人罢了，因为此后这一带并没有出现武装起义的情况。
这次起义发动起成百万被压迫者，对清王朝进行了猛烈冲击。统治者倾注了所能动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企图扑灭这一熊熊火焰，以维持其黑暗统治。起义者在十年当中，转战于鄂、豫、川、陕、甘五省的广大地区，屡次将反动武装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从各方面削弱了清王朝，使它的虚弱本质进一步暴露，大大鼓舞了各族人民的反清斗志。大起义虽然由于双方力量的悬殊，及起义者本身存在的缺陷和错误而终于失败，却成为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重要转折点。
这次起义当中，涌现出一批领袖人物，王聪儿就是其中一员。
迄今为止有关王聪儿的论述，几乎都对她给以极高的评价，如认为她直接组织和发动了襄阳地区被压迫者的大起义，组成著名的襄阳起义军；她统帅这支数万人的大军，纵横驰骋在鄂、豫、陕、川等省，在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引下，取得一系列重要胜利，不仅支援了其他地区的起义军，还对大起义的进程产生很大影响；她能坚持正确的路线，和叛徒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等等。总之，在这些论述中，起义军特别是襄阳起义军在起义最初两年所取得的功绩，几乎都被归功于王聪儿个人了。
无庸置疑，王聪儿是川楚陕农民起义军的重要领袖。可是不能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无限地抬高她，将不属于她或不完全属于她的功绩，强加于她，甚至赋予她以超越她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某些特色。
为了正确评价王聪儿，首先要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本文拟对有关王聪儿的论述中经常引用的若干重要材料，进行初步辨析，并通过这种辨析，试图给王聪儿一个符合她本来面目的历史地位。
一
为论证王聪儿是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重要组织者和发动者，有关论著和辞书都指出，乾隆六十年（1795年）末，她和她的丈夫齐林（白莲教支派湖北收元教的重要领袖）曾计划第二年（嘉庆元年）的元宵节，在襄阳城内举行武装暴动，因变节者泄露机密，以齐林为首的一百多名教徒惨遭杀害。
这种说法的唯一根据是周凯的下列叙述：湖北襄阳的收元教“谋为不轨……推齐林为首，期以嘉庆元年正月十五日破襄阳城。城中民或外徙，城外民或内徙，风谣四起。署襄阳县知县张翱……素习一老库书，召入内署密询……搜其身，得小册，皆伪称，知齐林为首，老库书为相，……闭城大索，勒兵守城。时，齐林之党悉在城外，城中不过数百人，不能拒，尽获之……骈诛于道署之西，凡一百余人，悬齐林首于小北门。时，正月三日也。”[1]
周凯言之凿凿，可是六省教案（乾隆五十九年秋，清统治者大规模镇压鄂、豫、皖、川、陕、甘六省的收元教和浑元教）初期，清湖广总督毕沅就上报弘历，在襄阳“将首犯宋之清（收元教教主）拿获，并究出同教各犯……齐林等十八名，亦即按名全获”[2]。不久，新任湖广总督福宁宣判：“此案宋之清……照大逆律陵迟处死……高成功、齐林等十九犯，俱照妄布邪言为首例，拟斩立决。”[3]所以齐林已在乾隆五十九年初冬牺牲，不可能再在一年后和王聪儿一起组织襄阳城内的暴动。
其实，周凯所记载的只是襄阳一带关于齐林的一种传说，而它基本上又是以下述一些事件作为素材：
如《襄阳府志》的汪履安传：“汪履安……诸生……邪匪起，助守（襄阳）西门。诇得县户书段琼、段玙暨县役侯朝纲通贼状，密白于知县张瑢。捕琼，玙已飏去……质之朝纲，弗承也……于其蔽膝中得红笺，有八字云：‘分郡之事，速来商议’，朝纲始服输。盖受伪职都督，实期以是夜在各官署后举火为内应也。所牵引城内数十百人，骈诛之，城守乃益固。”[4]
《方略》也记载了这个事件，但十分简单：“署襄阳县施南同知张瑢，于旬日内拿获城内外书役、奸细，正法二百数十名。”[5]
又如《襄阳县志》记载：“嘉庆元年三月，襄阳匪首齐林之党姚之富……称乱于黄龙荡……立王氏（王聪儿）为总教师……四月初七日，匪首肖应提烧樊城，遂渡河攻襄阳城……县役王林为内应……斩以徇。应提中炮立毙，贼众分窜，城围遂解。”[6]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这个传说确实取材于上述两个事件，只是改动若干具体情节和人物姓名罢了。周凯在道光初年任襄阳知府，自然会听到当地这个传说，其后被他收入上引《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一文。
周凯的叙述并没有提到王聪儿，可是有关论著几乎都指出她也参加了这一密谋。史料没有记载，不只何所根据？
可见齐林夫妇曾组织襄阳城内武装暴动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据以立说的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传说，并非史实。
同样是为了突出王聪儿组织、发动这次大起义的功绩，一些论著指出，著名的襄阳地区大起义，是由王聪儿在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即辰年辰月辰日）亲临现场领导的。翻阅有关史料，始终没有发现足以证明这种看法的根据。倒是襄阳起义军一些成员的追述，为我们提供了说明事实真相的某些依据。
襄阳起义军由三支队伍所组成，即王聪儿、姚之富领导的齐家营（襄阳黄号），高均德领导的高家营（襄阳白号），以及张汉朝、刘起荣领导的襄阳蓝号。高均德回忆起义情况时说：“嘉庆元年本县（襄阳）张知县又查拿邪教，将我拿获……彼时张汉潮（朝）已于二月间起事。我回家……遂随同张汉潮打仗。”[7]高成杰说：“嘉庆元年……三月间，有同教的张汉潮谋反起事，我就跟着同走。”[8]马应祥说得更加具体：“嘉庆元年二月里，张汉潮手下聚有一万多人，就在枣阳县起手造反。小的师父高成杰并高二、高三、高均德、马五们，听见张汉潮造反，就同小的于三月二十八日竖起白旗，称做高家营。”[9]
以上是襄阳白号领袖们的叙述，而襄阳蓝号成员的有关回顾则更加明确，如张汉潮的儿子张正隆的供单上说：“嘉庆元年三月，先是刘起荣、张时（什）在襄阳起手叛逆，齐王氏也随后反的。”[10]张时指出：“嘉庆元年三月间，张汉潮等先在黄龙垱桃山庙起事，齐王氏、姚之富在夹河洲、邓洲起事，高二、高三、马五在高家湾起事。”[11]
综合起义者们的回忆及有关材料，襄阳地区被压迫者的起义情况如下：刘起荣等假借老师傅张汉潮的名义首先在他的家乡附近的黄龙垱举起义旗；随后姚之富在他的家乡彭家疃附近的夹河洲，高均德在其家乡高家湾附近的三合镇分别起义响应，后来形成著名的襄阳起义军，而不是王聪儿直接领导或亲自发动的。
传说王聪儿在齐林被害后，“祝发为优婆夷”[12]以避免统治者的注意。统治者在她牺牲后指出：“该逆首发剪后复蓄，长不盈尺”[13]，从而证实确有其事。可见六省教案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王聪儿正在身居简出，尽量避免与外人接触，很难参加多少起义的准备工作。
令人费解的是，尽管有关王聪儿组织、发动大起义的材料很少，即使有几条，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可是有的论著却以想象代替事实，无限拔高王聪儿，而对于已有若干史料证实其为湖北地区大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姚之富，竟然避而不谈。下引材料有助于人们了解事实的真相。
湖北当阳起义军领袖陈德本说：“乾隆五十八年……认何显明做师傅……上年（乾隆六十年）本县查拿邪教，何显明就说，襄阳老教头姚姓寄信来说，来年（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是辰年辰月辰日，同教的人要收缘了，知会大家谋反，各造兵器。”[14]“襄阳老教头姚姓”，显然是姚之富。这一时期当地除去他之外，史料中没有出现第二个姚姓教首。
湖北保康县起义军成员曾世兴被俘后供称：“小的父亲曾拜姚之富、姚文学为师……本年（嘉庆元年）二月十三日姚文学带了多人，到小的家里，说劫数到了，要抢城池。”又说：“姚之富、姚文学父子是分路纠人，姚文学在郧阳一路纠伙分抢，听得姚之富在襄阳一带，率领同教，在那附近地方四出抢劫，是以未到郧阳。”[15]房县收元教徒祁中耀也说：“本年（嘉庆元年）二月内，姚文学带领同教多人，到三里坪地方，说要起手烧抢。”[16]
这些叙述表明，收元教在六省教案中遭到严重摧残后，恢复湖北地区的组织、进一步准备当地武装起义的重任，主要是由姚之富等人所承担的。尤其是姚之富，在继承宋之清、齐林等人的未竟事业中，作了突出贡献。他才是湖北地区白莲教大起义酝酿、发动阶段的关键性人物。
有关王聪儿的论著中，几乎一致肯定她是襄阳起义军的最高领导者，认为这支队伍由她“率领”和“负责指挥”。可是事实却远远不是这样单纯。
首先，襄阳起义军是由三支独立的队伍所组成，彼此虽长期密切合作，还是没有产生一位军事总指挥。
襄阳白号由齐林师兄高成功之子高均德直接领导，“高家的人最多，原叫高半边”[17]。这是它能和襄阳黄号分庭抗礼的一个原因。高均德本人也承认：“营里一切事情……其实还是我指拨调度。”[18]
襄阳蓝号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张汉朝并不属于宋之清的收元教系统。张正隆说：“白莲教有南北二会，南会是小的父亲，传习刘起荣、张时……等；北会是齐王氏，传习姚之富、张天伦……高均德。”[19]这里，北会显然指齐林弟子姚之富及高成功之子高均德分别领导的襄阳黄号和白号，他们都属于宋之清系统。张汉朝的教派，张正隆不曾指出，但不会是宋之清的门下，否则就无从解释它为何被称为南会，以与宋之清、齐林一派相区别。六省教案有关收元教的材料中，没有涉及张汉朝这个派系的任何情况，也是两者不属于同派的印证。襄阳蓝号初期的重要领袖刘起荣，乾隆五十八年曾见到浑元教教首刘之协，后者给他“黄绫一块，上写经咒，说带在身上可避灾难”[20]。宋之清与刘之协因“争教”事件（收元教为摆脱对浑元教的依附地位，引起宋、刘之间的一场冲突），已在乾隆五十七、八年间决裂，而刘起荣却还和刘之协交往，这是张汉朝不属于收元教派系的又一证明。
嘉庆二年五月初三日，当襄阳起义军由湖北向四川作战略转移，途经陕西兴安时，襄阳蓝号曾单独发出布告，阐述起义军的作战目的和某些政策、措施。布告的开端说：“钦命东土兴汉灭满张汉朝子为招讨扫北都督大元帅张月梅，年二十七岁，统领兵丁，为天承运事，示谕军民人等知悉……今真明（命）天子已出……吾主本大明之脉绪……。”[21]布告从一个侧面表明，襄阳蓝号只受这位“真命天子”的领导，张汉朝父子有权以个人名义领衔，对外发布文告，而无需考虑王聪儿或其他的人。
其次，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最初一个阶段，襄阳起义军最重要的领袖并不是王聪儿，而是姚之富和其他几位老教首。襄阳黄号的一份宣传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个事实。
嘉庆二年（1797年）三月，襄阳双沟地区发现起义军散布的“逆词”，“逆词内有伪称兵马大元帅姚、张、王、黎四姓”[22]。清统治者经过调查后指出：“姚、张二姓即系姚之富、张富国。其黎姓系名黎数，贼伙称为黎叔。王姓称为大叔，更在姚之富之上。”[23]
姚之富是齐林弟子，襄阳黄号领袖。张富国即张汉朝，襄阳蓝号领袖，门徒众多，很有威信，起义时已年近七十。王姓即王廷诏，黎数即李全，他们在教内辈分很高，深受起义军将士爱戴，被尊称为叔。王廷诏是浑元教的领袖，在激励起义军将士们的斗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李全突出地表现了军事指挥才能，被清统治者称为“逆首中极为狡猾之贼”[24]。
“逆词”的来源，据被捕者“武致雍供称，上年该犯与姚之富同谋起事。今年（嘉庆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姚之富因人少，令同武致和……等七人一同出来，招集各处逃散之人，抵敌官兵。书稿是贼营内葛应宗所写，我带出照样誊写、布散”[25]。
襄阳起义军为重新招集在战斗中与队伍失去联系的战士，在有关宣传品中自然要以他们所熟悉的最有威信、地位最高的领袖相号召，这就说明姚、张、王、李四人是襄阳起义军初期阶段最重要的领导者。不过他们除去亲自掌握的队伍外，对于其他部队也是没有直接指挥权的。
王聪儿是襄阳黄号的领袖，“逆词”正是这支队伍的成员所写，却偏偏将她“忽略”，因而从一个侧面反映，起义初期，王聪儿在襄阳起义军中，甚至在襄阳黄号中的威信、地位，还没有达到后来那种高度。
姚、张、王、李四人中，姚之富在嘉庆二月五月前又被清统治者当作襄阳起义军最主要的“首逆”。他的名字在连篇累牍的谕旨、奏折中频繁出现，是必欲得之而甘心的“要犯”，其重要行仅仅次于刘之协。这因为他是湖北地区大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发动者，在整个襄阳起义军中也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大起义初期，统治者发现在湖北襄阳、保康、竹山及陕西商州等地，秘密扩充队伍的一些起义军成员，都是奉姚之富的命令。又有一件材料指出，嘉庆元年十一月上旬，双方在襄阳东北的草店一带发生激战，起义军的“妇女幼童亦手执刀矛助势”，“姚之富……见官兵较前倍增……先行退回营中，向各头人商议，目下雨雪泥泞，道路难行，官兵一时断不能进攻……尚可支持数日。我们酌带些人，乘此速往黄龙垱一带，招集从前打散之同教多人前来帮助，可以救应决胜。即于是夜有五六个头人，各带自己得用之人陆续前往，姚之富亦在其内。”[26]可见姚之富是襄阳起义军中主要的运筹帷幄者，他的意见对其他领袖有很大影响。
姚之富的重要地位还在于襄阳黄号主要是由他的门徒所组成，而黄号又是襄阳起义军的主力部队。前引陈德本的供词称姚之富为“襄阳老教头”。湖北枝江、宜都起义军领袖张正谟说：“姚之富系襄阳一带掌教。”[27]又一教徒王兰说：“姚之富有四十八个徒弟，分为四十八线。”[28]曾世兴、祁中耀也指出：“竹溪、竹山、房县、保康各处之教，皆姚之富、姚文学父子所传，教中人皆称为老师傅。”[29]颙琰曾根据奏报说：“现获匪犯，多系姚之富之徒。”[30]总之，姚之富是个广收门徒的老教头，特别是在六省教案后组织起义的过程中，自然会吸收更多的人入教，从而使他的弟子在襄阳黄号中占居主导地位。白莲教各支派教首的地位、权力，归根到底取决于门徒的多寡，起义后也是“以纠合人数多者称为大头目，人数少者为小头目”[31]。这是姚之富成为襄阳黄号的实际领袖，并在襄阳起义军中有着很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清统治者严重注意姚之富的情况相反，齐王氏（王聪儿）一名直到嘉庆二年三月，即襄阳大起义一年之后，才见于统治者的记载[32]。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王聪儿在起义初期，并非襄阳起义军的最重要的领导者。
最后，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初期，王聪儿在起义军中的威信既然不算很高，为什么又被推举为总教师呢？这主要是由齐林生前在收元教内所处的重要地位决定的。
六省教案中被捕的陕西省收元教徒供称，教内传说“弥勒佛转世，现已生在河南无影山张家，要保护牛八起事。牛八即喜朱字”[33]。无影山是白莲教经卷中的地名。所谓河南无影山，暗指襄阳收元教。教徒们还传说：“河南无影山上掌事之人，闻系漆姓、宋姓。”[34]宋姓显然就是宋之清，漆姓即齐姓，指齐林。据《实录》记载：“现在研讯韩陇，供称所得灵文经咒，曾向肖贵问过，据称系伊师樊学鸣传授，樊学鸣之师是张志坤，张志坤之师是齐林，即漆林。”[35]所以齐林是收元教内仅次于宋之清的领导人物。
史料表明，襄阳黄号及四川起义军的大部分领袖，都是齐林系统的教徒。
襄阳方面，“齐王氏是老师傅（齐林）的女人。姚之富、樊人杰、王光祖……这都是齐王氏的徒弟”。[36]按，姚之富等是齐林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王聪儿既是“（齐二）师娘”，所以也可称为她的弟子。
四川方面，齐林“转收伍公美……为徒，伍公美转收樊学鸣为徒……樊学鸣转收……肖贵为徒……肖贵抄得经文，携回陕西安康县，辗转招徒入教”[37]。肖贵被捕后说，他的弟子包括尚贵和孙赐俸（即孙士凤、孙老五），尚贵的一个弟子即通江蓝号起义军领袖冉文俦；而四川起义军其他重要领袖徐天德、冷天禄、王三槐、罗其清、龙绍周等人，则都属于孙士凤系统的教徒，“凡陕西之兴安，四川之达州、巴州，湖北之来凤等处，该犯（孙士凤）传徒甚众”[38]。川东云阳县教首高名贵，也属齐林系统[39]，著名的云阳月蓝号起义军的一些领袖，都出于他的门下。
由此可见，齐林生前已超越宋之清，成为湖北收元教内的最大实力派，甚至可以说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基本上是由齐林系统的教徒所发动和领导的。
齐林所以拥有众多弟子，在收元教内处于显赫地位，与他充当襄阳县总差役有关。
差役是统治者的爪牙，欺压、掠夺人民的具体执行者，为被压迫者所深恶痛绝。不过也有少数差役秘密参加白莲教及其组织的武装斗争，清中叶后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乾隆末年随着统治机构的日益庞大，以及阶级斗争的激化，州县差役（大部分为“逾额官役”）剧增，四川达州竟有五千人之多，湖北当阳县也达到一千六百人[40]。齐林作为襄阳这种“繁剧”州县的总差役，因而所掌握的有关人员最少也在千人以上。他的这种地位和实力，有利于秘密开展传教收徒活动，所以终于成为收元教内拥有最多教徒，实力最强的教首。有的记载说：“（齐）林遂为襄郧总教，号大师父。”[41]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因为齐林之上终究还有宋之清，但也可看出齐林在教内的声势了。
六省教案中收元教遭到严重破坏，宋之清遇难，他的第一代弟子也几乎全部牺牲，由于齐林的门徒众多，所以各地的幸存者不在少数。姚之富等人承担了恢复湖北地区的组织及准备起义的重任，其后成为襄阳黄号的领袖和骨干。为表达对齐林的怀念与尊重，他们在起义后推举“师娘”王聪儿做总教师，称这支部队为齐家营。（襄阳县志）所载：“嘉庆元年三月……姚之富称乱于黄龙荡（按，应为夹河洲），立王氏为总教师”[42]，就是此事。估计襄阳白号和蓝号对此也不会有反对意见，因为拥戴王聪儿的姚之富很有威信，而且王聪儿虽不是他们的“师娘”，在教内的辈数终究很高（因是齐林之妻，辈数仅次于王廷诏、李全等个别老教首），何况有了总教师，也并不妨碍他们的独立行动。
有必要对总教师这一名称，作如下说明：
“教师”的称号在白莲教及川楚陕起义军总并不经常使用，在某些情况下，它也只是个荣誉职衔。如四川达州青号西路先锋张书汉，因与徐添德发生矛盾而率领部下独立活动，被人们称为元帅。张书汉说：“因我与徐天德是亲家，就称我为老教师。”[43]王聪儿是齐林之妻，因而被襄阳黄号加以总教师的尊称，也是可以理解的。
总教师可能是总传教师或传教总师的简称。如川东奉节线号起义军领袖龚文玉，“在夔州一路为传教总师”[44]，似乎就是总教师的同义语。
龚文玉是奉节（夔州）地区拥有众多门徒的教首，实力雄厚，被称为“传教总师”，名实相符。王聪儿门徒不多（详见下文），被称为“总教师”，显然属于虚衔，并不是她真的就拥有这种地位和权力。
又如天理教的领袖林清，也是总教师，他是该教的一位重要创始者，因而拥有实权，“总教师所传号令为大令”，而元帅“所传为小令”。这是和王聪儿的不同之处。
总之，大起义初期阶段，襄阳起义军的主要领导者是姚、张、王、李四个老教首。他们在全然缺乏军事实践的状况下，直接或间接领导从未经过战阵的被压迫者，在与敌人正规军的搏斗中，不断从胜利和失败中总结经验，迅速提高军事指挥能力，在某些方面避免重蹈湖北地区其他起义者失败的覆辙，取得一系列重要胜利，给与敌人以沉重打击。襄阳起义军所以能成为川楚陕起义军的主力部队，对当时的反清斗争作出重要贡献，除去广大将士们的奋战外，这四个老教首的领导也起了很大作用。不过，他们在斗争中也犯了不少错误，导致起义部队实力的削弱，加以客观上的一些原因，终于被迫向四川转移。
王聪儿虽然也在战火中迅速成长，不断展现其指挥才能，作出不少贡献，终于在嘉庆二年上半年起义军向四川转移途中，进入姚、张、王、李四个老教首的行列，成为襄阳起义军的重要领袖。清统治者所以在起义军进入四川前后开始注意王聪儿，正是这一情况的反映。尤其是统治者由于注意王聪儿，必然会探听到她是襄阳起义军的总教师，因而也就将她作为这支队伍甚至川楚陕起义军的“首逆”了，因为他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始终是将襄阳起义军作为整个起义军的代表者来看待的。
王聪儿成为襄阳起义军的重要领袖后，在襄阳黄号中的实际地位，也还在姚之富之下，因为黄号成员主要是姚的门徒。她和姚、张、王、李相同，都没有直接指挥襄阳起义军全体部队的权力，因为它实际上只是个相当松弛的联盟。她也没有超过姚、张、王、李四个老教首，成为襄阳起义军的统帅，而只是其中平等的一员。
有的论著认为，王聪儿还在组织、发动大起义时，已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和才能”。“年仅二十岁”的王聪儿在起义后就成为“智勇双全”、“叱咤风云”的“卓越的女统帅”，等等。这些既缺乏史实根据，也与人们才能的成为过程不相符合。陈玉成在咸丰六年（1856年）天京事变后，成为太平天国卓越的将领时，年龄也在二十岁上下。但是他当时已经历了金田起义后长达六年的戎马生涯，饱经战火的锻炼与考验。王聪儿曾在各地走解卖艺，固然增长阅历，开阔眼界，养成坚强斗争精神，但这并不等于掌握了军事指挥才能，而掌握它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上述说法未免过于夸张了。
二
襄阳起义军在嘉庆二年初，从湖北经河南、陕西，向四川作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同年六月，在四川东乡与徐天德、王三槐两支起义军相会合。这就是著名的东乡会师。
王三槐叛变投敌后，曾就会师的情况说：“从前齐王氏、姚之富也是逃命到四川的。他们曾差人来说要合伙，我们还恐怕是官兵假充，设计诱我们的。我们也差人去探听，与之对话。后来大家商量，我们四川地方不犯着叫他们湖北人来糟蹋，不肯与之合伙，所以他们又回陕西去了。”[45]
有的论著仅仅根据这一点就作出结论说，王聪儿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在东乡会师期间，曾与王三槐的分裂主义路线展开激烈的斗争，粉碎了他的阴谋，等等。
持上述观点的同志，对王三槐的供词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这一供词明白无误地说，不愿与襄阳起义军合作，是经过“大家商量”的，怎么能解释成王三槐个人的建议和决定呢？而王三槐等大家“不肯与之合伙”，王聪儿等就“回陕西去了”，又怎么解释王聪儿和王三槐进行了激烈的路线斗争呢？
其次，王三槐供词的其他部分却又说，嘉庆二年六月，“小的同徐添德们逃到东乡中河，遇着湖北的齐王氏、姚之富、樊人杰、王光祖们又陕西过来，就同他们从开县温汤井一路，到云阳、奉节、大宁。因官兵来追，小的又同徐添德、冷添禄、樊人杰、王光祖们转回温汤井，由太平到了巴州地方。”[46]
据此，人们可以得出与前者完全相反的结论，即东乡会师后，两省起义军曾联合抗敌，而且襄阳黄号的重要领袖樊人杰、王光祖等还留下来，继续和四川起义军并肩作战。综合各方面的记载来看，实际情况也恰恰是这样。
所以有必要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分析王三槐的有关供词，辨别其真伪，得出一定的结论。
襄阳起义军向四川转移，是因嘉庆元年秋，湖北其他各支起义军除去林之华、覃加耀所部还在鄂西苦战外，都已陆续失败。而湘黔苗民大起义也进入尾声，使清军得以集中优势兵力，向襄阳起义军进攻。战况日益激烈，双方都遭到重大损失。前述姚之富等人一再派遣教徒，秘密返回襄阳等地，就是为了动员教徒等参加起义队伍，以扭转急遽减员的局面。但因统治者的严密封锁，这个计划基本失败了。而起义军在战略上的一些错误，也是造成作战失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徐天德、王三槐所部却在嘉庆元年末，一举攻克东乡县城，声威大振，队伍迅速扩大，斗争形势不断发展。
对于这种情况，襄阳起义军成员追述道：“到了二年三月间，众人见湖北、河南都反不成，听见四川反的人多，我们的人少，想要过四川去会同教的人。”[47]另一成员也说：“四川的人很多，地势险要。”[48]此外，收元教早在乾隆末年酝酿起义时，就已有进军四川的设想。川东云阳教首高名贵在嘉庆二年闰六月被俘后说，齐林的再传弟子樊学鸣，在乾隆五十八年曾吩咐过他：“轻易不要动手，只等他的教内人到来才可起事。”[49]可见襄阳起义军入川，既是迫于形势，也是起义前的原定计划。
不料嘉庆二年五月襄阳起义军进入四川前后，当地斗争形势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徐天德、王三槐所部在此期间没有采取分散作战的方针，而是先后在金鹅寺、重石子、香炉坪等据点，与不断获得增援（包括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后的回川队伍）的敌人展开激烈的攻防战，因而连战失利，损失严重，老师傅孙士凤牺牲，将领亢作俸及徐天德的母亲、王三槐的母亲、妻子和女儿也被敌人俘获。“徐添德、王三槐等，节经官兵追杀，只剩一千余人……因到处多有兵勇堵截，并不能逃出东乡县界。”[50]襄阳蓝号著名领袖张世虎事后也说：“徐添德、冷添禄、王三槐们，已被官兵杀散了。”[51]同时，四川起义军的另外两支主力罗其清、冉文俦部，也被敌人围困在巴州方山坪一带，无法来援。可以想象，徐天德等起义军将士该是多么盼望襄阳起义军的来临。
东乡会师后襄阳起义军所以又匆匆离去，情况比较复杂。其中一个原因是王聪儿等刚刚入川，清统治者就已拟订出集中兵力，“聚歼”楚川起义军于川东北地区的计划。颙琰指出：“今（襄阳起义军）全伙逃至川境，即令与……徐添德、王三槐合成一伙，正是天夺其魄，自投陷阱。从来贼匪利分不利合，官兵宜合不宜分……大兵云集，四面功围，更可克期集事。是现在贼匪渡江入川，思欲合为一处，未始非不幸中之幸事。”[52]
当时尾追襄阳起义军的清军惠龄等部，及围攻徐、王、罗、冉起义军的宜绵所部，总兵力已达四万人以上，还有大量乡勇。起义军的兵力，据清军将领估计：“徐添德等余党，现在不过千余（按：估计过低），而楚匪人数，实不下二万有余（按：襄阳起义军转移途中，大批教徒参加队伍）。”[53]如将罗其清、冉文俦、龙绍周等部计算在内，估计也只有三万余人，其中还包括不少随军家属。在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东乡会师后，起义军必须迅速转移，以免陷入清军正在形成的包围圈。
东乡会师在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次日两省起义军与清军展开激战，当晚就向川东的开县、云阳、奉节一带转移，显示出襄阳起义军从这里返回湖北的迹象。而统治者获得的情报，就直接证明了这一点，“开县之临江市，其地为水路冲途，屡获贼犯，俱供贼目等欲仍回湖北滋扰。”[54]
王聪儿等所以取道川东返回湖北，徐天德、王三槐部也向此地转移，是因开、万、云、奉等地的收元教徒力量比较雄厚；这些教徒准备发动一连串的起义，以迎接他们的到来。统治者指出，东乡会师后，起义军“都说陕西、四川交界地方，今年八九月里还有起事之人”[55]。这反映两省起义军已和川东的教徒取得联系，所以才传出“还有起事之人”的消息。所谓“川陕交界”，只不过是有意迷惑敌人罢了，因为此后这一带并没有出现武装起义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