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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
过。
他们长得像阿富汗人，但装束很奇怪：长长的白黑相间的头巾，非常长的宽松衫漫过宽松裤，一直到膝盖以下。他们手里拿着鞭子。
他们的眼睛上都涂了眼影粉，留着长长的胡须，没有修剪。这些人脚蹬拖鞋，都不甚合脚，而且连鞋带脚都脏兮兮的。他们中大多数嗅着鼻烟。有些人朝前方的地上大口吐出深褐色的痰，然后用头巾的末端擦一下嘴。
他们谁也不说话，看上去很茫然，就像来自森林或者洞穴，以前从未见过建筑物似的。
我最初以为他们也许是吸血鬼。我知道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吸血鬼，只不过在故事里吓唬孩子罢了。可是，他们不是吸血鬼又是什么人呢
我见周围一个邻居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恐惧感倏地涌上心头。也许邻居们没有和我们打招呼，晚上全都搬走了吧。抑或这些吸血鬼已经把他们吃了，现在正挨家挨户地搜寻，看看里面还有没有活人。
“这不可能。”我宽慰自己，仍然无法确定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自从各派系之间的冲突爆发以来，通常要几个月时间一派才能战胜另一派，取得对毗邻地区的控制权。眼下，这个新派系似乎没费一枪一弹，也没有人员伤亡，就占领了整座城市。我必须弄清楚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轻手轻脚地推开门，来到外面。有3个家伙听到开门的“吱吱”声，朝我跑过来。他们面相凶恶，举起手中的鞭子。
其中一人走到近前，问我是否知道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在哪儿。他们全都说带坎大哈艾哈迈德口音的普什图语，比我们在喀布尔讲的普什图语多了些抑扬顿挫的语调。也许他们就属于我们早就有耳闻的塔利班这个新派系。
“我不清楚。”我用普什图语怯懦地说。他们一听我说他们的语言，神情温和了一些。
“你知道法西姆吗”问话的还是那人。
“谁都知道他。”我说。马歇尔法西姆是塔吉克人，马苏德的亲密盟友。
另一个人将其他两人推到身后，抓住我的衣领。他手上的气味难闻极了。
“难道你是法西姆的儿子”他咆哮道。
“不是”我也对他吼道。
“他家在哪儿”他紧紧抓住我的衣领逼问道。我指了指巴格–巴拉，诺伯利亚以西半英里一个凸起的绿树掩映的高坡，那里以前是由蒙古人修建的一个花园。
他还抓着我不放说：“给我们带路。”
我带着他们来到法西姆家所在的那条街上，在街的入口处指给他们他家房子坐落的位置。那个抓着我衣领的家伙放我走了。
我急忙跑回家，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家人。可是除了母亲以外，大家都认为我在胡说。我能以让母亲相信我的方式讲话。
和每次主麻日一样，那天早晨父亲在宾客来时已经非常仔细地刮了胡子，穿上他那条熨烫整齐的裤子和白色短袖衬衫。他决定出来看看我在说什么。
除非我们听到更多的消息，母亲都不希望让父亲出门。不过父亲总是很客观地说：“已经不打仗了。如果有新派系进城的话，我想与他们交朋友。”
半个小时后父亲回来了，一脸愠怒。他脸上有手指印，后背的白衬衫上有鞭痕。
“你这是怎么啦”母亲问道，她的嗓门因为担心而陡然升高。
父亲没回答，径直穿过房间，在墙角的地板上一屁股坐下，头垂到膝盖上，双手抱住大腿。
3个妹妹正在父母睡觉的床上蹦跳、互相掷枕头，她们见状停下来。母亲在父亲前面坐下，让他抬起头：“怎么会这样”
“他们用鞭子抽我，”父亲说。
“为什么”母亲吃惊地问。
“因为我刮了胡子。他们说我是异教徒和**，”父亲难以置信地说，“他们说留胡须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标志。”
“伊斯兰信仰根植于心里，而不是体现在脸上。”母亲庄重地说。
“我告诉他们倘若胡须是伊斯兰教的标志，那山羊就成了穆斯林了，因为它天生一把胡须。”父亲说，神情有点茫然，“他们听我这么说，就鞭打我。”
“他们是些什么人”母亲反感地问。
父亲又把脸埋在膝盖上，母亲亲吻他的头。她示意我们离开，好让她和父亲单独待一会儿。
母亲把一块头巾包在头上，独自出去寻找能对这个新派系增加了解的信息。
一刻钟后她回来了。目光中充满了愤怒，走路一瘸一拐的。
“几个戴大黑头巾、穿破衣烂衫的东西和一个胡子很长的家伙用鞭子抽我的腿。”母亲大叫道。
“为什么”父亲问，一脸愠怒和茫然。他从坐的地方一跃而起，准备和他们拼了。
“因为我没穿布卡8。”母亲说。我们都能看到她身上的鞭痕。
“今天真是见鬼了啊，这些不可思议的人到底从哪儿来的”父亲问道。
我的姐姐妹妹们已经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今天你们谁也别出门。”母亲对她们坚决地说。
“这是些什么人”我姐姐问父亲。
“我也不知道，”他瞅着天花板嘟囔道，“我没机会问他们。”
母亲让姐姐去拿绷带和碘酒，给大腿上的鞭伤消炎。一个妹妹打开收音机，收听主麻日广播剧。今天收音机里传出的是一种奇怪的歌曲。起初我们以为是广播剧里的插曲，可一直听了几个小时都是这种歌曲。从那天开始，之后5年我们没再听到广播剧。
所有歌曲都是用普什图语唱的，没有伴奏，没有舒缓的背景音乐。我们从外面，从一条一条在大街上穿行的车子的扩音器里听到的都是同样的歌曲，音量很大。虽说是歌曲，可是却没有音乐伴奏。
那天我敢肯定，我们亲戚谁也不会来吃午饭的。我也没有食欲。我比平常早早地来到花园，坐在葡萄架下读书，把那些新来的家伙从脑海中赶走。我一坐下，便注意到紧挨花园围墙的地上有什么东西在闪光。我放下书，去看个究竟。在墙边高高的草地上有一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旁边还有几盒子弹。附近还有一只塑料袋，里面有13枚手榴弹。
我没敢碰。我担心也许有导线连着埋在什么地方的地雷。我叫老门卫来看个究竟。
门卫手里拎根辊子，朝我这边慢吞吞地走来。他那脏兮兮的头巾下摆挂在他前脸上。头巾上有他吐的烟油渍。他瞧着地上的武器，吐了口唾沫。
“这准是马苏德手下的，”门卫说，“马苏德昨晚逃出了喀布尔，扎尔曼他老婆告诉我的。”
“可是武器怎么会在这儿”我问。
“那些没有跟随马苏德逃走的手下不得不把武器扔掉。这个新派系说，倘若有人家里私藏武器，他们就把他投入大牢。”门卫说。
他用棍子扒拉一下手榴弹，我见状连忙后退。
“我们必须把这些武器藏起来。”他说。他打开头巾，放在地上摊开。他一点儿也不害怕，将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子弹和手榴弹用头巾包起来，然后挎在有些驼的背上。他背着这些东西穿过花园，走到远端的厕所近前，小心地把它们一件一件放到坑里，然后用铁锹铲土掩埋，直到不露一点痕迹。
我在花园里四处寻找，看看是否还有武器。我又找到一些手榴弹，还有看上去很像黄蝴蝶的地雷、两枚火箭推进榴弹、数百发子弹和6支枪。
我把一支枪藏在裤子里备用。我看过很多次詹姆斯邦德的电影，他经常这么做。现在我14岁了。我清楚自己有男人的责任感。有枪的感觉真不赖。我们把余下的扔进茅厕，上面用草垫子遮盖住。
我继续在花园里溜达，看看是否还有遗漏的其他武器。正当我将几株灌木扒拉到一边之际，有人从街对面越过院墙扔进来两袋手榴弹。
“到底是谁干的难不成把我们的花园当成你家的垃圾场了”我一边喝道，一边爬上墙，想看看那人是谁。
他是个肩膀很宽的大高个，像受惊的狗一样倏地跑开了，试图从我眼前消失。
我冲他背影喊了几声，诅咒他是个懦夫。可他根本不回头，在拐角处闪身不见了。
我打开袋子。每个袋子里有20枚手榴弹。我拎着袋子走到茅厕，一个接一个扔进去，直到全都沉下去。
他们长得像阿富汗人，但装束很奇怪：长长的白黑相间的头巾，非常长的宽松衫漫过宽松裤，一直到膝盖以下。他们手里拿着鞭子。
他们的眼睛上都涂了眼影粉，留着长长的胡须，没有修剪。这些人脚蹬拖鞋，都不甚合脚，而且连鞋带脚都脏兮兮的。他们中大多数嗅着鼻烟。有些人朝前方的地上大口吐出深褐色的痰，然后用头巾的末端擦一下嘴。
他们谁也不说话，看上去很茫然，就像来自森林或者洞穴，以前从未见过建筑物似的。
我最初以为他们也许是吸血鬼。我知道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吸血鬼，只不过在故事里吓唬孩子罢了。可是，他们不是吸血鬼又是什么人呢
我见周围一个邻居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恐惧感倏地涌上心头。也许邻居们没有和我们打招呼，晚上全都搬走了吧。抑或这些吸血鬼已经把他们吃了，现在正挨家挨户地搜寻，看看里面还有没有活人。
“这不可能。”我宽慰自己，仍然无法确定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自从各派系之间的冲突爆发以来，通常要几个月时间一派才能战胜另一派，取得对毗邻地区的控制权。眼下，这个新派系似乎没费一枪一弹，也没有人员伤亡，就占领了整座城市。我必须弄清楚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轻手轻脚地推开门，来到外面。有3个家伙听到开门的“吱吱”声，朝我跑过来。他们面相凶恶，举起手中的鞭子。
其中一人走到近前，问我是否知道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在哪儿。他们全都说带坎大哈艾哈迈德口音的普什图语，比我们在喀布尔讲的普什图语多了些抑扬顿挫的语调。也许他们就属于我们早就有耳闻的塔利班这个新派系。
“我不清楚。”我用普什图语怯懦地说。他们一听我说他们的语言，神情温和了一些。
“你知道法西姆吗”问话的还是那人。
“谁都知道他。”我说。马歇尔法西姆是塔吉克人，马苏德的亲密盟友。
另一个人将其他两人推到身后，抓住我的衣领。他手上的气味难闻极了。
“难道你是法西姆的儿子”他咆哮道。
“不是”我也对他吼道。
“他家在哪儿”他紧紧抓住我的衣领逼问道。我指了指巴格–巴拉，诺伯利亚以西半英里一个凸起的绿树掩映的高坡，那里以前是由蒙古人修建的一个花园。
他还抓着我不放说：“给我们带路。”
我带着他们来到法西姆家所在的那条街上，在街的入口处指给他们他家房子坐落的位置。那个抓着我衣领的家伙放我走了。
我急忙跑回家，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家人。可是除了母亲以外，大家都认为我在胡说。我能以让母亲相信我的方式讲话。
和每次主麻日一样，那天早晨父亲在宾客来时已经非常仔细地刮了胡子，穿上他那条熨烫整齐的裤子和白色短袖衬衫。他决定出来看看我在说什么。
除非我们听到更多的消息，母亲都不希望让父亲出门。不过父亲总是很客观地说：“已经不打仗了。如果有新派系进城的话，我想与他们交朋友。”
半个小时后父亲回来了，一脸愠怒。他脸上有手指印，后背的白衬衫上有鞭痕。
“你这是怎么啦”母亲问道，她的嗓门因为担心而陡然升高。
父亲没回答，径直穿过房间，在墙角的地板上一屁股坐下，头垂到膝盖上，双手抱住大腿。
3个妹妹正在父母睡觉的床上蹦跳、互相掷枕头，她们见状停下来。母亲在父亲前面坐下，让他抬起头：“怎么会这样”
“他们用鞭子抽我，”父亲说。
“为什么”母亲吃惊地问。
“因为我刮了胡子。他们说我是异教徒和**，”父亲难以置信地说，“他们说留胡须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标志。”
“伊斯兰信仰根植于心里，而不是体现在脸上。”母亲庄重地说。
“我告诉他们倘若胡须是伊斯兰教的标志，那山羊就成了穆斯林了，因为它天生一把胡须。”父亲说，神情有点茫然，“他们听我这么说，就鞭打我。”
“他们是些什么人”母亲反感地问。
父亲又把脸埋在膝盖上，母亲亲吻他的头。她示意我们离开，好让她和父亲单独待一会儿。
母亲把一块头巾包在头上，独自出去寻找能对这个新派系增加了解的信息。
一刻钟后她回来了。目光中充满了愤怒，走路一瘸一拐的。
“几个戴大黑头巾、穿破衣烂衫的东西和一个胡子很长的家伙用鞭子抽我的腿。”母亲大叫道。
“为什么”父亲问，一脸愠怒和茫然。他从坐的地方一跃而起，准备和他们拼了。
“因为我没穿布卡8。”母亲说。我们都能看到她身上的鞭痕。
“今天真是见鬼了啊，这些不可思议的人到底从哪儿来的”父亲问道。
我的姐姐妹妹们已经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今天你们谁也别出门。”母亲对她们坚决地说。
“这是些什么人”我姐姐问父亲。
“我也不知道，”他瞅着天花板嘟囔道，“我没机会问他们。”
母亲让姐姐去拿绷带和碘酒，给大腿上的鞭伤消炎。一个妹妹打开收音机，收听主麻日广播剧。今天收音机里传出的是一种奇怪的歌曲。起初我们以为是广播剧里的插曲，可一直听了几个小时都是这种歌曲。从那天开始，之后5年我们没再听到广播剧。
所有歌曲都是用普什图语唱的，没有伴奏，没有舒缓的背景音乐。我们从外面，从一条一条在大街上穿行的车子的扩音器里听到的都是同样的歌曲，音量很大。虽说是歌曲，可是却没有音乐伴奏。
那天我敢肯定，我们亲戚谁也不会来吃午饭的。我也没有食欲。我比平常早早地来到花园，坐在葡萄架下读书，把那些新来的家伙从脑海中赶走。我一坐下，便注意到紧挨花园围墙的地上有什么东西在闪光。我放下书，去看个究竟。在墙边高高的草地上有一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旁边还有几盒子弹。附近还有一只塑料袋，里面有13枚手榴弹。
我没敢碰。我担心也许有导线连着埋在什么地方的地雷。我叫老门卫来看个究竟。
门卫手里拎根辊子，朝我这边慢吞吞地走来。他那脏兮兮的头巾下摆挂在他前脸上。头巾上有他吐的烟油渍。他瞧着地上的武器，吐了口唾沫。
“这准是马苏德手下的，”门卫说，“马苏德昨晚逃出了喀布尔，扎尔曼他老婆告诉我的。”
“可是武器怎么会在这儿”我问。
“那些没有跟随马苏德逃走的手下不得不把武器扔掉。这个新派系说，倘若有人家里私藏武器，他们就把他投入大牢。”门卫说。
他用棍子扒拉一下手榴弹，我见状连忙后退。
“我们必须把这些武器藏起来。”他说。他打开头巾，放在地上摊开。他一点儿也不害怕，将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子弹和手榴弹用头巾包起来，然后挎在有些驼的背上。他背着这些东西穿过花园，走到远端的厕所近前，小心地把它们一件一件放到坑里，然后用铁锹铲土掩埋，直到不露一点痕迹。
我在花园里四处寻找，看看是否还有武器。我又找到一些手榴弹，还有看上去很像黄蝴蝶的地雷、两枚火箭推进榴弹、数百发子弹和6支枪。
我把一支枪藏在裤子里备用。我看过很多次詹姆斯邦德的电影，他经常这么做。现在我14岁了。我清楚自己有男人的责任感。有枪的感觉真不赖。我们把余下的扔进茅厕，上面用草垫子遮盖住。
我继续在花园里溜达，看看是否还有遗漏的其他武器。正当我将几株灌木扒拉到一边之际，有人从街对面越过院墙扔进来两袋手榴弹。
“到底是谁干的难不成把我们的花园当成你家的垃圾场了”我一边喝道，一边爬上墙，想看看那人是谁。
他是个肩膀很宽的大高个，像受惊的狗一样倏地跑开了，试图从我眼前消失。
我冲他背影喊了几声，诅咒他是个懦夫。可他根本不回头，在拐角处闪身不见了。
我打开袋子。每个袋子里有20枚手榴弹。我拎着袋子走到茅厕，一个接一个扔进去，直到全都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