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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
智地思考。因此，我们不允许她们从事政治活动。
不论谁拿到这份传单，他或她都应转给其他妇女，或者读给她听，这样她们才能了解我们的规定，并切实遵守。
真诚地塔利班的规定
我将传单带回家，给母亲和姐姐妹妹们看。她们将它拿给邻居们看。很快，大家传阅一遍，或者干脆复印一张。
起初，人们取笑错误百出的文法和糟糕的拼写。不过很快，妇女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当圣战者组织各派系到来并颁布他们版本的伊斯兰法律时，妇女被迫用面纱罩住脸，但如果战事允许的话，她们还能随意外出并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如今，在塔利班控制下，绝大多数情况下喀布尔大街小巷见不到女性的影子。
同样，男人也得面对针对他们的一套严刑峻法。其中最严苛的就是每天都得去清真寺做5次祷告。在清真寺，毛拉有一个考勤表。他喊我们的名字，以便确认谁在场和谁没来。他在缺席的人名前面打个叉然后报告给道德促进与防止邪恶委员会。第二天，某个塔利班分子会找上门来，将那人拘禁一星期左右。
最初几个星期，每天都有人因为缺席而被投入监狱。几个月后，这项法令执行得就不那么严格了，除非哪位毛拉不喜欢某个人。
在邻居中有个人我们习惯称他为胖老师。他有6个儿子，非常富有。在他家花园里甚至还有个游泳池。可是毛拉不喜欢他，我们也不知道原因。胖老师是个好人。然而，毛拉对他每次去清真寺做祷告都严格记录，于是这个可怜的人每天要去5趟清真寺，除非他因为进出口生意去其他国家。但是，在他动身前不得不向毛拉报告要去哪里，要离开多久。连他在喀布尔其他地方经营店铺的儿子们也要如此。有几次我父亲因为要出门办事，也得去向毛拉报告。
在祷告前，毛拉要谈论1015分钟的伊斯兰和宗教，然后问在清真寺里祷告的人一些基本问题。这些日子里，在清真寺住持的毛拉们，要么是塔利班分子，要么已经摇身变成塔利班分子，或者像塔利班分子那样行事。只有一个老毛拉例外，他亲眼目睹了自己整个家庭妻子、儿女、兄弟和老母亲在苏联人一次炸弹袭击中全部丧生。他以前是个农民。有一天，在其他人都回自己家吃饭后，他在田地里待得久了些。一架苏联飞机呼啸而过。丢下的炸弹纷纷爆炸，气浪将他掀翻在地。当扬起的尘土渐渐散去后，连一座房子的影子也见不到，他的家人也没了踪影。塔利班了解到这些事情后，不再干涉他。
一天晚上在祷告前，我们的毛拉问清真寺里坐在第一排的人：“如果你把两只桶都盛满，一只盛酒精，另一只盛水，然后将桶提到饥渴的驴跟前，驴会喝哪只桶呢”
第一排有人答道：“当然是水啦。”
“因为驴不喝酒精，因此必然讨厌它，甚至连碰也不愿碰它一下。”我们的毛拉说。
第二排有人举手问道：“如果一杯水里有几滴酒精，还像纯酒精那样有害吗”
“如果我往你那杯水里尿几滴尿，那水你还喝吗”我们的毛拉说。
“当然不喝。”这人回答道。
“酒精的危害程度要比我的尿大一百万倍。”我们的毛拉说。
在家里，现在只有我能去学校学习。姐妹们不得不待在家里。我们学校的女教师也被告知要待在家里。我错过了文学老师的课，但绝对不会停止寻找书上字里行间隐藏的语义。
在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几星期后，这个冬季学年就结束了。我们考试成绩公布了，我获得达里语文学最高分。我真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老师，但我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她。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立春第二天，我们新学年重新开课了。我希望转到父亲任教的哈比比亚中学。在阿富汗，哈比比亚是最好的学校。但是那里离恰拉–诺伯利亚有5英里的路程，父母担心让我一个人走这么远有太多不确定性。
于是，我去附近一个学校上学。这个学校以一位死去的国王命名。我们尚健在的国王在意大利，他不能回来拯救我们。我们也不再期盼他。
纵观我的一生，除了我们四处奔逃或者炮火连天以外，生活富有别样的情趣。我目睹父亲去学校上课，我见他在夜幕降临之前备课。我还瞅着他拇指捻着已经翻烂的书籍，渴望发现新知。当他提到他的学生时，我听到的是热情的赞扬。我心想高中一定是个重要和令人激动的地方。可是，塔利班生生从我身边夺走了我切盼体验的全部欢乐。
男孩子们被要求穿宽松衣裤，这是符合塔利班标准的一种长衣服及膝的短祭袍，裤子长度要到脚踝，头戴黑色头巾，不穿正常的鞋，而以拖鞋代替。我们在学校被禁止穿鞋，因为他们说鞋容易散发臭味，塔利班不喜欢。
之前那些年在学校任教的绝大多数老师都穿西服，打领带。但是现在，除了教务长以外他们全都戴头巾，身穿宽松衣裤。教务长在近一年时间里每天都穿西装打领带，结果我发现他也穿上了宽松衣裤。一位塔利班分子被任命为校长，他告诉教师在我们每个课目里都要加进去宗教的内容。我们被告知人类历史始于宗教，我们为宗教而生，也要为宗教而死。在科学、历史、哲学、心理学、艺术等所有方面无一不涉及宗教。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的宗教，那位塔利班校长说，我们就对自己有了真正的了解。
一开始时，同学们对了解宗教饶有兴趣，因为在**执政时期，我们对宗教知之甚少。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尊重**。他们告诉我们，邀请其他人加入**，扩大**的影响力，是我们的责任，因为只有**才能拯救全人类。
当时我的正式学校教育似乎只有两个课目：**和伊斯兰教。也许这并不令人惊讶。那时我是学校最快乐的学生，整天在教室里与同学们摔跤，在拳击比赛上打破他们的鼻子，或者互相比胳膊肌肉来显示我们的力量。我们谈了许多性方面的事情，用上面有性照片的扑克牌玩游戏，我们拿着这些照片在学校四处招摇。
现在，我脑袋始终剃得光光的，看上去像个秃子。我不再穿自己挑选的衣服，电影也看不了了，风筝也不能放了。简言之，我不再是从前那个我了。
我们听说现在有些塔利班分子住在我们遗弃的老房子里。这事是以前的老邻居告诉我们的。他曾回附近自己的家看看房子成什么样了。住在那里的塔利班分子问他谁是那幢房子的主人。他告诉他们房主不在阿富汗。那个塔利班分子命令他倘若听到房主回到喀布尔的消息，必须通知他们。他们告诉他，会从房主身上弄到一大笔钱，可以分他一杯羹。第二天他来恰拉–诺伯利亚，把这事一五一十地讲给我们听。
鉴于塔利班分子住在那里，谁也不会再提埋在祖父家花园里的黄金了。
我们听到流言，说塔利班倘若知道谁有一大笔钱，他们就会将这人投入监狱直到他把这些钱全都交给他们。于是，在我们家里每个人都绝口不提黄金，家长告诉我们绝对不能对任何人提起这事。
在街上，我注意到如今人们穿着脏兮兮的衣服。甚至那些我知道的有钱人也穿着破衣烂衫，尽力装穷。我们一位邻居就因为有点钱而进了监狱。几个月后我们听说他兄弟从巴基斯坦赶来了，给了塔利班很多钱，之后兄弟二人很快就去了伊朗。
有时，我们听人谈起有个叫**的阿拉伯富人。我们不确定他到底是什么人。我们的一位邻居说拉登就住在附近一幢大宅子里，这处宅子从前的主人是大家都叫他“皮条客国王”的人。有许多次我们从那儿经过，但从未见过他。我们小心翼翼地假装不直接往里瞅。大门口总是有许多塔利班分子站岗。他们在大宅子里召开重要会议，他们黑色的陆地巡洋舰landcruiser不停地进进出出。
每个月祖父从马卡罗延来诺伯利亚两次，与我们住一两个晚上。现在，我读高中。他与我谈话时把我当成一个成年人。他谈的事情起初让我感到害羞。有时他会问我这些问题：我想到那些漂亮女孩时，会有什么样的奇妙感觉。有时，他还会问我关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面的问题。有时，我们还会谈及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和**。
我想他是希望了解我从生活中汲取了多少营养，我从学校和他给我的书籍以及他告诉我的那些事情中学到了多少知识。
自从他了解到我对苏格拉底非常感兴趣，喜欢读柏拉图的著作以后，就以苏格拉底在卡利克勒斯家中遇到查勒封、高尔加斯和波鲁斯等人时向他们提问的方式，问我问题。这非常像我发现自己与景仰的苏格拉底相遇，他就以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敬爱的祖父的面貌与我侃侃而谈。同时与这样两个人在一起，这种快乐难以言表。
这些谈话会一直持续几个钟头。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时间过去多久了。
当祖父与我们在一起时，我不觉得有外出或者自我娱乐一下的必要。但是他不在的时候，我就觉得坐在家里如同蹲监狱，只有用读书和做俯卧撑来打发时间。任何时候只要外出，我就会觉得周围笼罩着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寂静。大街上本来应该人声鼎沸，到处都有小孩子们玩耍，小贩推着车，还有驴在嘶鸣。然而恰恰相反，我随处见到的都是塔利班分子。他们的举止总是怪怪的。
不论谁拿到这份传单，他或她都应转给其他妇女，或者读给她听，这样她们才能了解我们的规定，并切实遵守。
真诚地塔利班的规定
我将传单带回家，给母亲和姐姐妹妹们看。她们将它拿给邻居们看。很快，大家传阅一遍，或者干脆复印一张。
起初，人们取笑错误百出的文法和糟糕的拼写。不过很快，妇女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当圣战者组织各派系到来并颁布他们版本的伊斯兰法律时，妇女被迫用面纱罩住脸，但如果战事允许的话，她们还能随意外出并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如今，在塔利班控制下，绝大多数情况下喀布尔大街小巷见不到女性的影子。
同样，男人也得面对针对他们的一套严刑峻法。其中最严苛的就是每天都得去清真寺做5次祷告。在清真寺，毛拉有一个考勤表。他喊我们的名字，以便确认谁在场和谁没来。他在缺席的人名前面打个叉然后报告给道德促进与防止邪恶委员会。第二天，某个塔利班分子会找上门来，将那人拘禁一星期左右。
最初几个星期，每天都有人因为缺席而被投入监狱。几个月后，这项法令执行得就不那么严格了，除非哪位毛拉不喜欢某个人。
在邻居中有个人我们习惯称他为胖老师。他有6个儿子，非常富有。在他家花园里甚至还有个游泳池。可是毛拉不喜欢他，我们也不知道原因。胖老师是个好人。然而，毛拉对他每次去清真寺做祷告都严格记录，于是这个可怜的人每天要去5趟清真寺，除非他因为进出口生意去其他国家。但是，在他动身前不得不向毛拉报告要去哪里，要离开多久。连他在喀布尔其他地方经营店铺的儿子们也要如此。有几次我父亲因为要出门办事，也得去向毛拉报告。
在祷告前，毛拉要谈论1015分钟的伊斯兰和宗教，然后问在清真寺里祷告的人一些基本问题。这些日子里，在清真寺住持的毛拉们，要么是塔利班分子，要么已经摇身变成塔利班分子，或者像塔利班分子那样行事。只有一个老毛拉例外，他亲眼目睹了自己整个家庭妻子、儿女、兄弟和老母亲在苏联人一次炸弹袭击中全部丧生。他以前是个农民。有一天，在其他人都回自己家吃饭后，他在田地里待得久了些。一架苏联飞机呼啸而过。丢下的炸弹纷纷爆炸，气浪将他掀翻在地。当扬起的尘土渐渐散去后，连一座房子的影子也见不到，他的家人也没了踪影。塔利班了解到这些事情后，不再干涉他。
一天晚上在祷告前，我们的毛拉问清真寺里坐在第一排的人：“如果你把两只桶都盛满，一只盛酒精，另一只盛水，然后将桶提到饥渴的驴跟前，驴会喝哪只桶呢”
第一排有人答道：“当然是水啦。”
“因为驴不喝酒精，因此必然讨厌它，甚至连碰也不愿碰它一下。”我们的毛拉说。
第二排有人举手问道：“如果一杯水里有几滴酒精，还像纯酒精那样有害吗”
“如果我往你那杯水里尿几滴尿，那水你还喝吗”我们的毛拉说。
“当然不喝。”这人回答道。
“酒精的危害程度要比我的尿大一百万倍。”我们的毛拉说。
在家里，现在只有我能去学校学习。姐妹们不得不待在家里。我们学校的女教师也被告知要待在家里。我错过了文学老师的课，但绝对不会停止寻找书上字里行间隐藏的语义。
在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几星期后，这个冬季学年就结束了。我们考试成绩公布了，我获得达里语文学最高分。我真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老师，但我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她。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立春第二天，我们新学年重新开课了。我希望转到父亲任教的哈比比亚中学。在阿富汗，哈比比亚是最好的学校。但是那里离恰拉–诺伯利亚有5英里的路程，父母担心让我一个人走这么远有太多不确定性。
于是，我去附近一个学校上学。这个学校以一位死去的国王命名。我们尚健在的国王在意大利，他不能回来拯救我们。我们也不再期盼他。
纵观我的一生，除了我们四处奔逃或者炮火连天以外，生活富有别样的情趣。我目睹父亲去学校上课，我见他在夜幕降临之前备课。我还瞅着他拇指捻着已经翻烂的书籍，渴望发现新知。当他提到他的学生时，我听到的是热情的赞扬。我心想高中一定是个重要和令人激动的地方。可是，塔利班生生从我身边夺走了我切盼体验的全部欢乐。
男孩子们被要求穿宽松衣裤，这是符合塔利班标准的一种长衣服及膝的短祭袍，裤子长度要到脚踝，头戴黑色头巾，不穿正常的鞋，而以拖鞋代替。我们在学校被禁止穿鞋，因为他们说鞋容易散发臭味，塔利班不喜欢。
之前那些年在学校任教的绝大多数老师都穿西服，打领带。但是现在，除了教务长以外他们全都戴头巾，身穿宽松衣裤。教务长在近一年时间里每天都穿西装打领带，结果我发现他也穿上了宽松衣裤。一位塔利班分子被任命为校长，他告诉教师在我们每个课目里都要加进去宗教的内容。我们被告知人类历史始于宗教，我们为宗教而生，也要为宗教而死。在科学、历史、哲学、心理学、艺术等所有方面无一不涉及宗教。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的宗教，那位塔利班校长说，我们就对自己有了真正的了解。
一开始时，同学们对了解宗教饶有兴趣，因为在**执政时期，我们对宗教知之甚少。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尊重**。他们告诉我们，邀请其他人加入**，扩大**的影响力，是我们的责任，因为只有**才能拯救全人类。
当时我的正式学校教育似乎只有两个课目：**和伊斯兰教。也许这并不令人惊讶。那时我是学校最快乐的学生，整天在教室里与同学们摔跤，在拳击比赛上打破他们的鼻子，或者互相比胳膊肌肉来显示我们的力量。我们谈了许多性方面的事情，用上面有性照片的扑克牌玩游戏，我们拿着这些照片在学校四处招摇。
现在，我脑袋始终剃得光光的，看上去像个秃子。我不再穿自己挑选的衣服，电影也看不了了，风筝也不能放了。简言之，我不再是从前那个我了。
我们听说现在有些塔利班分子住在我们遗弃的老房子里。这事是以前的老邻居告诉我们的。他曾回附近自己的家看看房子成什么样了。住在那里的塔利班分子问他谁是那幢房子的主人。他告诉他们房主不在阿富汗。那个塔利班分子命令他倘若听到房主回到喀布尔的消息，必须通知他们。他们告诉他，会从房主身上弄到一大笔钱，可以分他一杯羹。第二天他来恰拉–诺伯利亚，把这事一五一十地讲给我们听。
鉴于塔利班分子住在那里，谁也不会再提埋在祖父家花园里的黄金了。
我们听到流言，说塔利班倘若知道谁有一大笔钱，他们就会将这人投入监狱直到他把这些钱全都交给他们。于是，在我们家里每个人都绝口不提黄金，家长告诉我们绝对不能对任何人提起这事。
在街上，我注意到如今人们穿着脏兮兮的衣服。甚至那些我知道的有钱人也穿着破衣烂衫，尽力装穷。我们一位邻居就因为有点钱而进了监狱。几个月后我们听说他兄弟从巴基斯坦赶来了，给了塔利班很多钱，之后兄弟二人很快就去了伊朗。
有时，我们听人谈起有个叫**的阿拉伯富人。我们不确定他到底是什么人。我们的一位邻居说拉登就住在附近一幢大宅子里，这处宅子从前的主人是大家都叫他“皮条客国王”的人。有许多次我们从那儿经过，但从未见过他。我们小心翼翼地假装不直接往里瞅。大门口总是有许多塔利班分子站岗。他们在大宅子里召开重要会议，他们黑色的陆地巡洋舰landcruiser不停地进进出出。
每个月祖父从马卡罗延来诺伯利亚两次，与我们住一两个晚上。现在，我读高中。他与我谈话时把我当成一个成年人。他谈的事情起初让我感到害羞。有时他会问我这些问题：我想到那些漂亮女孩时，会有什么样的奇妙感觉。有时，他还会问我关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面的问题。有时，我们还会谈及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和**。
我想他是希望了解我从生活中汲取了多少营养，我从学校和他给我的书籍以及他告诉我的那些事情中学到了多少知识。
自从他了解到我对苏格拉底非常感兴趣，喜欢读柏拉图的著作以后，就以苏格拉底在卡利克勒斯家中遇到查勒封、高尔加斯和波鲁斯等人时向他们提问的方式，问我问题。这非常像我发现自己与景仰的苏格拉底相遇，他就以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敬爱的祖父的面貌与我侃侃而谈。同时与这样两个人在一起，这种快乐难以言表。
这些谈话会一直持续几个钟头。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时间过去多久了。
当祖父与我们在一起时，我不觉得有外出或者自我娱乐一下的必要。但是他不在的时候，我就觉得坐在家里如同蹲监狱，只有用读书和做俯卧撑来打发时间。任何时候只要外出，我就会觉得周围笼罩着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寂静。大街上本来应该人声鼎沸，到处都有小孩子们玩耍，小贩推着车，还有驴在嘶鸣。然而恰恰相反，我随处见到的都是塔利班分子。他们的举止总是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