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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哥的奇遇
终于熬过了2015年，迎来了充满希望的2016年。
元旦，人们纷纷在微信上彼此问候新年，没赚着钱的像往年一样，在朋友圈信誓旦旦地书写豪言壮语。因为做不到，所以喊出声。
真正发了财的是那些电商、快递、医院、电力、水利，供热、燃气和参与地铁、高架桥工程建设的中标方，还有被权威机构许可形成垄断的公司和个别人，如机动车检测站和制造贩卖地沟油的不法商人，还有一年四季不惧严寒酷暑不论刮风下雨雪霜雾霾，每天24小时分分秒秒埋伏在大街小巷各个路口的交通违法摄像头。特别是医院，经济越不景气，生病生孩子的人也就越多——收入减少有理由生病，有时间生孩子。
洋节是新兴行业的商家炒作出来的节日，除了赚得盆满钵满并没有真正的节日气氛。尚未倒闭的房地产公司、宾馆饭店浴池烟酒店的大小老板老板、果农、菜贩、卖建材的、卖家具的、卖服装的、卖粉条的则期盼春节也能赚上一把。人们还是习惯过传统节日。
自“三年大变样”以来，石家庄彻底从拆房、修路、盖房顶和建大楼中尝尽了甜头，即使在百分之八十的违规楼盘停建的情况下，大街小巷混泥土搅拌车仍是呼啸而过。旧小区沿街房屋戴上了红色或灰色的尖顶帽，什么国际或者国际什么的小区、写字楼星罗棋布，举目四望塔吊林立，新建的广场又开始重修扩建，市区向四面八方迅速扩展，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终于把国际庄笼罩在浓浓的雾霾之中，车辆限行让人以为空气污染真的是车辆排放造成的，凑巧的是限行三两日后就会有风吹走雾霾使恶劣的天气顿时晴朗起来。石家庄的空气质量全靠风。
如果不刮风还勉强能够忍受，我正骑辆绿色电动三轮车，随着自行车流从中山东路逆行拐进体育大街。没错，我就是快递小哥。风吹的鼻头指尖生疼，灌进衣领蔓延到全身。
我每天上午7点半骑车到网点，边卸车边分捡，文明装卸是不可能的事。我撕下面单首联按派送的先后顺序把它们摞在一起，先用把枪做派件扫描，随着“滴”的一声响，我的收入就多一块五毛钱，收件人和发件人也就能从网上查到他快件的位置。
发快递写地址是个学问，与其写什么省市区什么街道什么路几号几楼几单元几零几，真不如在填写省市区和电话后，这么写“到中山东路与体育大街十字路口后打电话”或者“体育大街公共厕所北边水果摊”更有效。当然体育大街没公共厕所，政府可舍不得在那么金贵的地方建个公共厕所，我只是打个比方。
有单位不让三轮车进院的，有写字楼不让上电梯的，有拒收的，有签收后又要退货的，有超区的，有冒领的，有“代收货款”忘记收钱的，有打不通电话或者打通电话后不说话的，有电话中说好在家送上去没人开门的，有超大超重需要另加服务费赖着不给的，有地址不详电话错误找不到地方的……别看不起送快递的昂，穿着邋遢不讲卫生那可不是我。我每天穿的是精神抖擞，这些行头是早年间家境兴旺时置办的，长相帅气穿戴洋气确实能带来不少生意，偶尔还有艳遇。这不，那个天天网购的败家娘们又打电话叫我去取件，她要退货。退货可是有讲究：签名后验货不满意要退货，我可以收费也可以不收费，只要没用把枪做扫描上传签收，是否免费给就得看我的心情了。我总感觉这个小娘们对我有意思，如果她今天留我吃晚饭或者干点别的什么事，我不会拒绝。于是，我决定最后才去她家。
说到艳遇，我与玲玲就是送快递时遇见的。当我敲开门看到那个小巧玲珑的身影站在眼前，我真想丢下东西迅速开溜。
我和玲玲住在一个村子，在一个学校上学，我比她高一年级。他爸爸当镇长，我爸爸镇上做企业，两个爸爸在酒桌上私自做主替我俩定了婚约，村里管那叫娃娃亲。我当时一点都不在意更没有喜悦，因为那时我9岁，玲玲比我小两岁。我老家在平山县岗南水库南岸，与西柏坡隔水相望，别墅式样的房子建在山坡上。当初建房的时候，父亲主张坐南朝北依山面水，而母亲却固执地坚持传统要向阳——坐北朝南。新房建成不久，父亲便去世了。母亲自责把父亲的死因归咎房子的朝向坏了风水，而实际上是生意惨淡，上游客户欠债不还，拖欠供货商和工人工资两头受气积郁而死。父亲经营一家石材厂，还参股山西一个煤矿。
我从未打算要继承父业。我打小见父亲成天折腾石头和煤炭，不喜欢脏兮兮没的活儿。我想去日本，因为跟前女友去过。我喜欢那里高楼大厦干净的玻璃窗上折射的白云朵朵和四通八达巧妙延深到到周围建筑的地铁通道，还有干净整齐的街道上井然有序行驶的汽车和“轰轰”地急驰而过的大排量摩托车。特别是人的长相和文字都跟咱差不多，不用问就知道饭店和厕所。
父亲说：“中日关系冲突不断，你要有民族情操。”他总是和我别着劲儿，”你喜欢日本，那是你没去过别的国家。”如果把老人家这句话用到我日后的恋爱中，意思就是“你想她爱她，是因为你没接触过别的姑娘。”
父亲去世后，母亲愿意我离家近点。现在，我回来了，母亲却故去了。
于是，镇上著名的富二代沦落到省会石家庄，我先后当过电工、做过保安、拉过保险、卖过地砖，而我最适合做的工作是当健身教练，我大学的专业是体育。不做教练的原因是当时处在悲痛之中的我总是被女学员骚扰。
与玲玲的这次重逢是一场骤然沸腾的热恋，我像是一条饥寒交迫的流浪狗，脖子上突然套上了金项圈，而绳子的另一头被一个漂亮姑娘牵着。
甜蜜啊甜蜜，不是当天，也不是当晚，而是当时，我们就在一起了。她偎在我怀里说：“我一直等待这一天。”
而我感觉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将使我们的关系上升或者下降到某个极点。我决定小心谨慎和她站在一起共同努力赢得她父母的同意，被家人祝福的婚姻是幸福的，一股莫名的勇气冲上心头击毁自卑，幸福来敲门了。
见面之初是愉快的，张叔叔——就是玲玲她爸——没像从前那样先抚摸一下我的头才肯说话。家长没多问，一是对我和我家知根知底，二是玲玲肯定事先已经把我现在的情况和家人做了说明。
玲玲有意把话题转到老家的人习惯在过年的时候办喜事，她爸先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接着说“龙龙多大了？”
差点忘了告诉大家，我叫陈龙。“今年27岁，”我说。到了24岁，快乐一天比一天少，过了26岁，烦恼一天比一天多。父亲就是在我24岁那年去世的。
“哦，比我家玲玲大两岁呢！”玲玲妈接过话茬，脸上嫌恶的神情毕露，我感觉到脖子上的金项圈在松动。玲玲越说我好，她妈妈的脸就拉得越长。
当爱情发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物质条件薄弱的一方便会尝尽卑微。父亲生意鼎盛我心高气傲时，我也许不同意呢！棋逢对手才会有精彩博弈，对手水平相当打球才会过瘾，婚嫁也一样。
人家家长要求门当户对也属正常。只是幸福来去太突然，冷热交替太快，心情瞬间成冰。
元旦，人们纷纷在微信上彼此问候新年，没赚着钱的像往年一样，在朋友圈信誓旦旦地书写豪言壮语。因为做不到，所以喊出声。
真正发了财的是那些电商、快递、医院、电力、水利，供热、燃气和参与地铁、高架桥工程建设的中标方，还有被权威机构许可形成垄断的公司和个别人，如机动车检测站和制造贩卖地沟油的不法商人，还有一年四季不惧严寒酷暑不论刮风下雨雪霜雾霾，每天24小时分分秒秒埋伏在大街小巷各个路口的交通违法摄像头。特别是医院，经济越不景气，生病生孩子的人也就越多——收入减少有理由生病，有时间生孩子。
洋节是新兴行业的商家炒作出来的节日，除了赚得盆满钵满并没有真正的节日气氛。尚未倒闭的房地产公司、宾馆饭店浴池烟酒店的大小老板老板、果农、菜贩、卖建材的、卖家具的、卖服装的、卖粉条的则期盼春节也能赚上一把。人们还是习惯过传统节日。
自“三年大变样”以来，石家庄彻底从拆房、修路、盖房顶和建大楼中尝尽了甜头，即使在百分之八十的违规楼盘停建的情况下，大街小巷混泥土搅拌车仍是呼啸而过。旧小区沿街房屋戴上了红色或灰色的尖顶帽，什么国际或者国际什么的小区、写字楼星罗棋布，举目四望塔吊林立，新建的广场又开始重修扩建，市区向四面八方迅速扩展，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终于把国际庄笼罩在浓浓的雾霾之中，车辆限行让人以为空气污染真的是车辆排放造成的，凑巧的是限行三两日后就会有风吹走雾霾使恶劣的天气顿时晴朗起来。石家庄的空气质量全靠风。
如果不刮风还勉强能够忍受，我正骑辆绿色电动三轮车，随着自行车流从中山东路逆行拐进体育大街。没错，我就是快递小哥。风吹的鼻头指尖生疼，灌进衣领蔓延到全身。
我每天上午7点半骑车到网点，边卸车边分捡，文明装卸是不可能的事。我撕下面单首联按派送的先后顺序把它们摞在一起，先用把枪做派件扫描，随着“滴”的一声响，我的收入就多一块五毛钱，收件人和发件人也就能从网上查到他快件的位置。
发快递写地址是个学问，与其写什么省市区什么街道什么路几号几楼几单元几零几，真不如在填写省市区和电话后，这么写“到中山东路与体育大街十字路口后打电话”或者“体育大街公共厕所北边水果摊”更有效。当然体育大街没公共厕所，政府可舍不得在那么金贵的地方建个公共厕所，我只是打个比方。
有单位不让三轮车进院的，有写字楼不让上电梯的，有拒收的，有签收后又要退货的，有超区的，有冒领的，有“代收货款”忘记收钱的，有打不通电话或者打通电话后不说话的，有电话中说好在家送上去没人开门的，有超大超重需要另加服务费赖着不给的，有地址不详电话错误找不到地方的……别看不起送快递的昂，穿着邋遢不讲卫生那可不是我。我每天穿的是精神抖擞，这些行头是早年间家境兴旺时置办的，长相帅气穿戴洋气确实能带来不少生意，偶尔还有艳遇。这不，那个天天网购的败家娘们又打电话叫我去取件，她要退货。退货可是有讲究：签名后验货不满意要退货，我可以收费也可以不收费，只要没用把枪做扫描上传签收，是否免费给就得看我的心情了。我总感觉这个小娘们对我有意思，如果她今天留我吃晚饭或者干点别的什么事，我不会拒绝。于是，我决定最后才去她家。
说到艳遇，我与玲玲就是送快递时遇见的。当我敲开门看到那个小巧玲珑的身影站在眼前，我真想丢下东西迅速开溜。
我和玲玲住在一个村子，在一个学校上学，我比她高一年级。他爸爸当镇长，我爸爸镇上做企业，两个爸爸在酒桌上私自做主替我俩定了婚约，村里管那叫娃娃亲。我当时一点都不在意更没有喜悦，因为那时我9岁，玲玲比我小两岁。我老家在平山县岗南水库南岸，与西柏坡隔水相望，别墅式样的房子建在山坡上。当初建房的时候，父亲主张坐南朝北依山面水，而母亲却固执地坚持传统要向阳——坐北朝南。新房建成不久，父亲便去世了。母亲自责把父亲的死因归咎房子的朝向坏了风水，而实际上是生意惨淡，上游客户欠债不还，拖欠供货商和工人工资两头受气积郁而死。父亲经营一家石材厂，还参股山西一个煤矿。
我从未打算要继承父业。我打小见父亲成天折腾石头和煤炭，不喜欢脏兮兮没的活儿。我想去日本，因为跟前女友去过。我喜欢那里高楼大厦干净的玻璃窗上折射的白云朵朵和四通八达巧妙延深到到周围建筑的地铁通道，还有干净整齐的街道上井然有序行驶的汽车和“轰轰”地急驰而过的大排量摩托车。特别是人的长相和文字都跟咱差不多，不用问就知道饭店和厕所。
父亲说：“中日关系冲突不断，你要有民族情操。”他总是和我别着劲儿，”你喜欢日本，那是你没去过别的国家。”如果把老人家这句话用到我日后的恋爱中，意思就是“你想她爱她，是因为你没接触过别的姑娘。”
父亲去世后，母亲愿意我离家近点。现在，我回来了，母亲却故去了。
于是，镇上著名的富二代沦落到省会石家庄，我先后当过电工、做过保安、拉过保险、卖过地砖，而我最适合做的工作是当健身教练，我大学的专业是体育。不做教练的原因是当时处在悲痛之中的我总是被女学员骚扰。
与玲玲的这次重逢是一场骤然沸腾的热恋，我像是一条饥寒交迫的流浪狗，脖子上突然套上了金项圈，而绳子的另一头被一个漂亮姑娘牵着。
甜蜜啊甜蜜，不是当天，也不是当晚，而是当时，我们就在一起了。她偎在我怀里说：“我一直等待这一天。”
而我感觉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将使我们的关系上升或者下降到某个极点。我决定小心谨慎和她站在一起共同努力赢得她父母的同意，被家人祝福的婚姻是幸福的，一股莫名的勇气冲上心头击毁自卑，幸福来敲门了。
见面之初是愉快的，张叔叔——就是玲玲她爸——没像从前那样先抚摸一下我的头才肯说话。家长没多问，一是对我和我家知根知底，二是玲玲肯定事先已经把我现在的情况和家人做了说明。
玲玲有意把话题转到老家的人习惯在过年的时候办喜事，她爸先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接着说“龙龙多大了？”
差点忘了告诉大家，我叫陈龙。“今年27岁，”我说。到了24岁，快乐一天比一天少，过了26岁，烦恼一天比一天多。父亲就是在我24岁那年去世的。
“哦，比我家玲玲大两岁呢！”玲玲妈接过话茬，脸上嫌恶的神情毕露，我感觉到脖子上的金项圈在松动。玲玲越说我好，她妈妈的脸就拉得越长。
当爱情发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物质条件薄弱的一方便会尝尽卑微。父亲生意鼎盛我心高气傲时，我也许不同意呢！棋逢对手才会有精彩博弈，对手水平相当打球才会过瘾，婚嫁也一样。
人家家长要求门当户对也属正常。只是幸福来去太突然，冷热交替太快，心情瞬间成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