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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快慰的是，来子开始恢复了活泼。

他见我脱光了晒太阳，就叫：“要不总阴天呢，天狗晾蛋了。”

他要叫醒我，就用指头来捅我的屁股，怪叫着：“捅进去了，还假装打呼噜呀！”

他对我的称呼也开始混乱，“坏小子”、“孙大圣”（寓意我有根金箍棒一样的那东西）、“阿弟”、“浪里白条”、“阿乖乖”┅┅我当然不示弱，叫他“排座”（座，寓意他的屁股）、“头儿”、“赵哥”、“照你来一股子”，以至叫他：“俊老婆。”他就笑着闹：“以后，我就叫你‘小女婿’┅┅”

笑着，闹着，战争局势在急剧升级。

指导员在步话机里通知我们，现在的形势已经不仅仅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是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尖锐阶段。他以命令的口吻说，对越方的监视不可有丝毫松懈，对越方的任何挑衅行为都不必忍让，随时向他报告。而且，他毫无犹豫地告诉我们，一旦情况有变，来子和我都可以扔下任何东西（最好是毁掉），携带武器自行迅速撤离，他让通讯员送来一张属于“绝密”级的撤离路线图，以防误触密布的地雷。这条没埋雷的信道，是专为我和来子留下的。

随这张路线图送来的，还有两条据说是特供中南海的“中华”香烟。

来子摆出我久违的“上司”脸下达命令－－这烟只能在巡逻时抽。

“遵命，排座。”我反而为见到他的“上司”脸莫明其妙地欣慰。

战局紧张，这山谷里的一切却没改变。

每天仍是例行公事地巡逻。

那天，巡逻到狭窄的沟口，我们和那两个老越就倚在相距不过十米的石壁上休息。

来子掏出“中华”，烟盒就在阳光下现出那么一片灿烂的鲜红┅┅两个老越也在他们那边的石壁倚了。

“腔子”也摸烟叼在嘴上（“嘟噜”恐怕不会吸烟，因为从未见他抽过烟），然后就浑身上下乱翻┅┅显然他没带火柴。

我瞥了他一眼，就掏出我那电子打火机，在手心一掂，掂出道夺目的金光，手腕一翻，喀嚓打着，为来子和自己把烟点燃，极惬意地深吸一口┅┅“腔子”眼楮一亮，撂下枪起身朝我们移动了脚步┅┅我向来子眨眨眼，微微一笑，把打火机喀嚓喀嚓连打十几下，通红的火苗儿好不鲜活┅┅“腔子”的两眼都发蓝了，“嘟噜”却要拦他，只见他把“嘟噜”一搡，几乎朝我们扑来，却又猛地停住┅┅

“喂，当兵的，点个火┅┅”

“腔子”意外流利地说了中国语。

“嘟噜”紧跟他身后，圆脸涨成个西红柿，红中透青，两手紧紧把着枪┅┅我和来子一愣，互相使了个眼色。

我就漫不经心走近“腔子”，举着打火机朝他伸直了骼膊┅┅“腔子”嘿嘿干笑一声，要接，我没给，而是喀嚓把火打着，他又尴尬地笑，叼烟低头凑过时，我缩回了骼膊┅┅

“腔子”没了笑意，满面恼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