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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
子。我们吃饭时，舅舅和舅母们还有表兄弟瞅着我们。这些亲戚非常多，一间屋子坐不下。有的在后窗户往屋里窥视。
他们很健谈，像麻雀似的同时开口说话。这里没有祖父在家里为我们定的规矩。祖父总是说：“有人说话时，你要听着直到人家把话说完。要是说话的人比你年长，你不能插嘴。”可是在昆都孜，他们不知道这个规矩。我听不清谁在说什么。我低头吃东西，心想祖父在这儿就好了，可以教他们这些规矩。
他们中有的用普什图语和我说话。我发现这很奇怪。在喀布尔，姐妹们、堂兄弟们和我在家总是说达里语，尽管我们是普什图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普什图语。有时家里来客人，他们不说达里语的话，我们才和他们用普什图语聊天，这样可以使客人自在一些。但是在这儿，每个人都说普什图语，也许他们以为我不会说达里语，把我当成客人了。
几天后，我发现他们不能恰当地用达里语来表达。他们说达里语时就好像把普什图语翻译成达里语，听起来很滑稽，而且带着奇怪的口音。我和姐妹们感觉这非常有趣。有几次我们又发现他们也在笑我们的口音。不过没用多久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一下子，我们发现与我们年龄相仿的表亲竟有20个。
我们与他们在一起待了3个星期，对大家又能生活在一幢大房子里感到非常高兴，虽说有时难免想念我们的岩洞。我们能在大街上随便溜达。终于，父亲给我买了在巴米扬许诺的冰激凌。表兄弟们去学校上课，我们帮他们做家庭作业，读他们的书。我想，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在这里住下来。我们会找到一种告诉祖父和瓦基勒我们在哪儿的办法。也许现在他们在马扎尔–沙里夫，等着与我们团聚呢。
母亲和娘家人久别重逢，非常高兴。由于俄罗斯人强加给阿富汗人种种旅行限制，接着各军阀连年征战，她已经多年没有回昆都孜的家了。每天她都要用几个小时时间与老朋友和远房亲戚寒暄，他们很久没有见到她了。她的嫂子们不许她做家务。她们把自己最好的衣服送给她，待她就像待皇后一样，给她端茶拿水果。父亲与几个舅舅很熟，他们有的在喀布尔学习过，有的在喀布尔的政府机关工作过。他去看他们做生意，与他们彻夜长谈，谈到过去的事情大家一片笑语欢声。
然而，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追逐我们。现在，它又追到昆都孜。小股武装开始为争取彼此相邻地区的控制权爆发激战，同喀布尔的情形一模一样。连着两天两夜，我们都听到炮火声，尤其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声，还有火箭弹和炸弹爆炸声响个不停。昆都孜是个非常小的城市，一端有枪声，在另一端听得清清楚楚。我们了解战争，我们猜测这些派系之间的激战很快就会失控，就像在喀布尔一样。那样的话，我们很难脱身离开。毕竟，我们从未打算在昆都孜待多久。我们真正的目的地是马扎尔。于是，我们决定在还方便的时候赶快离开。有的表亲听到我们讲了在喀布尔我们的地下室里战争是如何困住我们，期间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情这些经历后，他们也想离开。
大人们知道所有指挥官和各派系的名字，但对我来说他们都是一路货色，不会把他们挂在嘴边。就是因为他们，我才与祖父和瓦基勒分离。
现在，他们又要拆散我和刚见面的表兄弟们了。
一天早晨，我们早早就起床了，与我两位在昆都孜的舅舅和他们的妻子及孩子们道别。他们正要翻过那座山去巴基斯坦北部。这是一段充满艰辛的旅程，无法确定抵达巴基斯坦时迎接他们的会是什么。他们尽可能开车，但他们清楚不得不在某些地方离开公路，赤脚翻过那座山。他们随身带的东西非常少，大部分是食物。我们给他们一些从巴米扬带来的衣物。他们需要这些衣物，尤其是耐穿的鞋子。
有的舅舅决定留在昆都孜，寄望于硝烟能尽快散去。其他人则打算去瓦罕，那里是阿富汗伸向中国的一个“小手指”，一年四季都非常寒冷。他们在那儿有避暑别墅。战争几乎打不到瓦罕，即使阿富汗所有其他地方都战火连天，那里也不会有战争的。
“让我们也去那里吧。”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
舅舅坐在一只托沙克布面垫子上，喝着茶。他放下茶杯，身体向前倾了倾，轻轻地抱了抱我。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不行”。尽管我非常喜欢他，可还是从他怀里挣脱开，因为我不想听到“不行”两个字。母亲说我们不能去瓦罕，因为我们不习惯那么寒冷的天气。
从我们到昆都孜开始，父亲白天就去寻找走私客，也许如果给他更多时间的话，他真能找到一位。可是，战火就要烧到昆都孜了，通向塔吉克斯坦的边境比平常关得更紧，即使走私客要带我们过去也会遇到麻烦。随着战争的日益猖獗，走私客付给边境哨兵多少钱都不够了。
最后，我们没有试图向北渡过一英里宽、水流湍急的阿姆河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的界河，而是向西直奔马扎尔，我母亲在那里有个妹妹，我们6个月前离开家时就想去马扎尔。我们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获悉，那里已经安定下来。我们必须走一条小路，那里通常劫匪很多。
父亲把车开得很快。我抓着车门上带衬垫的把手不放，母亲抓着小的把手。她没说什么，因为她也希望我们最后能到达马扎尔。
昆都孜的战火并不太激烈，然而最后昆都孜像喀布尔一样被完全毁了。在战争结束前，那里有6个亲戚死于战乱。
在马扎尔我们住在母亲的妹妹家。她见到我们，非常欣慰。在我们离开喀布尔前的一星期，母亲给她写了封信，解释说我们要去马扎尔暂避一阵。此后，我们在塔什库尔干被困住，然后又去巴米扬和昆都孜。她不清楚我们出了什么事情。没有人给她带去消息。她告诉我们她往喀布尔写了两封信，但不清楚是否能寄到。没有人告诉她。
同我母亲一样，她是个非常温和的人。她从见到我们的兴奋中恢复过来后，马上为我们安排房间。以前我们拜访过她很多次，很喜欢她在城区边缘的大房子。那里是街道的尽头，从那片方圆1英里的开阔地带向南就是没有立警告标志的蓝色山脉标志线。
没有瓦基勒的影子。他为什么没来呢我非常担心他和祖父。这几个月东奔西跑，我们没有家里的任何消息。我问过姨妈，希望她有家里的来信，哪怕一个电话。可是什么也没有。
每天我们去哈兹拉特阿里神祠，为我们国家能获得和平和马扎尔平安无事而祈祷。哈兹拉特阿里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侄子和养子。愿他安息。有的人相信阿里就埋在马扎尔。事实上，这座城市那个特别的名字马扎尔–沙里夫意思是“非常重要的坟墓”。其他人说，伟大的雅利安先知琐罗亚斯德zoroaster也埋在那里。出于这些原因，人们才到那里去祈祷。
哈兹拉特阿里是我的祖先，所以当我去神祠时，对于拜访这样一位重要亲戚、置身于一个亲戚做过重要事情的地方，怀着一种特殊的情感。
我祖父的祖父毛拉阿卜杜尔加富尔曾数年在斋月期间来过马扎尔，在紧挨被称为“希拉哈纳”的神祠的一幢特别的建筑里，静静地待了40天，用漂亮的大涡状书体手抄了整本古兰经。他那本古兰经现在收藏于喀布尔的国家档案馆，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抄本。他年龄大了以后，与儿子们道别，徒步去了麦加。他离家时对子女说，要是看到家附近的清真寺光塔塔顶上出现一只不寻常的白鸟，就庆祝他的升天仪式。
多年以后，我祖父毛拉阿卜杜尔加富尔的孙子也去了麦加。按照他在那里遇见的人的说法，毛拉阿卜杜尔加富尔作为一个非常谦逊的人而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多年来他一直把神祠周围的区域清理得一尘不染。麦加当地人对他有口皆碑，尽管他去世很多年了。为了纪念他，他们对祖父仍非常尊敬。
祖父和他们谈起某天那只白鸟落在光塔塔顶，还提到年份和季节。麦加当地人说那正是毛拉阿卜杜尔加富尔升天的时刻。
我想起祖父的祖父和那只白鸟，对同一个世界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四处逃亡竟然发生这样的奇事感到纳闷。
神祠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只要我在那儿，父母就知道我安然无恙。有几天我一连几个钟头研究蓝黄色瓦片，看上面的图案。每片瓦的寓意都超过了瓦片本身，放在一起寓意就更博大了，而且看上去非常漂亮。在马扎尔那几个星期，我开始觉得我的生命仅仅是一块随意放置的瓦片而已，一种从心底生出的孤独感笼罩着我。
我一直确信只要我到了马扎尔，瓦基勒就会在那里等我。
父亲已经停止教我们课程。他一大早就离开家，很晚才回来，情绪始终很糟。我试着跟他说话，但他不想搭理我。
母亲整天忙忙碌碌，要么帮每天出去工作的姨妈做些家务，要么访亲会友。在马扎尔她的亲戚有100多家，他们都希望跟她见面叙叙旧。
这里没有学校能入读。现在正是隆冬时节，学校要在立春第二天才能复课。即使有学校能接纳我们，我们也得用几个星期时间把我们的成绩单从喀布尔调过来。我们的学校因为战争关闭了，没有人为我们寄那些东西。
姐姐大部分时间与两个表姐在一起，她们比她大几岁，街坊也有两个女孩和她们一起玩耍。她们会在一起待好几个钟头，不时窃窃私语。我一接近她们，她们便不再说话，表情怪怪地盯着我，眼神仿佛在问：“你怎么在这儿”如果我待上一分钟，她们就开始说些诸如，“喂，你在这儿想干吗呢这是姑娘待的地方。干你自己的事儿去。”当她不想让我在跟前时，我尽量离她远点，这样大家才能相安无事。一天，我见姐姐在姨妈的卧室里，她和其他女孩在化妆。她们面前摆了许多化妆品。一个在用眉笔描眉，另一个涂眼影，还有一个正往眼睑上粘着什么东西。她们每个人都涂着不同颜色的口红。见此情景我非常兴奋，因为我知道我能让她感到难堪。可是当她回家吃饭时，她的脸上擦洗得干干净净。
尽管我从未停止过想方设法让姐姐难堪，然而我的孤独感却未得到丝毫缓解。
在神祠，我问毛拉许多问题。他们总是让我对着万能的真主的宝座祷告，然后告诉我祷告是解开每个世俗疑惑的钥匙。他们还说宿命决定人的生活。一个人命里有什么，就会出现什么。我们的抱怨不会改变任何东西。我们必须用全部的忧伤和快乐来幸福地拥抱生活。
起初，我乐意听他们说这些，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一遍一遍地重复，新瓶装旧酒，我渐渐厌烦了。他们说的任何话都不能阻止战争。
然而，我从未对去哈兹拉特阿里神祠厌烦过。我爱那里的一切：遮挡阳光和看上去像宝石一样晶莹剔透的瓦片，环绕其中的高塔，外面有白鸽，尤其是那个据说埋哈兹拉特阿里的地方，上面立了一座用珍贵的石头砌成的纪念碑，四周围着镀金栏杆，杆上刻有用大藤蔓字体书写的古兰经。
每天吃完早饭，我就去那里看前来朝圣的人们，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不顾战时旅途的种种危险。他们说带多种口音的多种语言。我喜欢模仿他们的发音，也把舌头在嘴里卷起来，直到能用他们的口音说话为止。
稍后，我和一帮男孩子打成一片，他们每天下午到神祠的花园里玩一种叫“古尔赛”的游戏。记得祖父曾对我讲过他很小的时候在这里是怎么玩一种游戏的。也许是同一种游戏吧。一个男孩右手搭在左腿上，然后右腿蹦跳，用他的右肩膀将以同样姿势从相反方向冲过来的对手撞倒。
他们很健谈，像麻雀似的同时开口说话。这里没有祖父在家里为我们定的规矩。祖父总是说：“有人说话时，你要听着直到人家把话说完。要是说话的人比你年长，你不能插嘴。”可是在昆都孜，他们不知道这个规矩。我听不清谁在说什么。我低头吃东西，心想祖父在这儿就好了，可以教他们这些规矩。
他们中有的用普什图语和我说话。我发现这很奇怪。在喀布尔，姐妹们、堂兄弟们和我在家总是说达里语，尽管我们是普什图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普什图语。有时家里来客人，他们不说达里语的话，我们才和他们用普什图语聊天，这样可以使客人自在一些。但是在这儿，每个人都说普什图语，也许他们以为我不会说达里语，把我当成客人了。
几天后，我发现他们不能恰当地用达里语来表达。他们说达里语时就好像把普什图语翻译成达里语，听起来很滑稽，而且带着奇怪的口音。我和姐妹们感觉这非常有趣。有几次我们又发现他们也在笑我们的口音。不过没用多久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一下子，我们发现与我们年龄相仿的表亲竟有20个。
我们与他们在一起待了3个星期，对大家又能生活在一幢大房子里感到非常高兴，虽说有时难免想念我们的岩洞。我们能在大街上随便溜达。终于，父亲给我买了在巴米扬许诺的冰激凌。表兄弟们去学校上课，我们帮他们做家庭作业，读他们的书。我想，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在这里住下来。我们会找到一种告诉祖父和瓦基勒我们在哪儿的办法。也许现在他们在马扎尔–沙里夫，等着与我们团聚呢。
母亲和娘家人久别重逢，非常高兴。由于俄罗斯人强加给阿富汗人种种旅行限制，接着各军阀连年征战，她已经多年没有回昆都孜的家了。每天她都要用几个小时时间与老朋友和远房亲戚寒暄，他们很久没有见到她了。她的嫂子们不许她做家务。她们把自己最好的衣服送给她，待她就像待皇后一样，给她端茶拿水果。父亲与几个舅舅很熟，他们有的在喀布尔学习过，有的在喀布尔的政府机关工作过。他去看他们做生意，与他们彻夜长谈，谈到过去的事情大家一片笑语欢声。
然而，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追逐我们。现在，它又追到昆都孜。小股武装开始为争取彼此相邻地区的控制权爆发激战，同喀布尔的情形一模一样。连着两天两夜，我们都听到炮火声，尤其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声，还有火箭弹和炸弹爆炸声响个不停。昆都孜是个非常小的城市，一端有枪声，在另一端听得清清楚楚。我们了解战争，我们猜测这些派系之间的激战很快就会失控，就像在喀布尔一样。那样的话，我们很难脱身离开。毕竟，我们从未打算在昆都孜待多久。我们真正的目的地是马扎尔。于是，我们决定在还方便的时候赶快离开。有的表亲听到我们讲了在喀布尔我们的地下室里战争是如何困住我们，期间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情这些经历后，他们也想离开。
大人们知道所有指挥官和各派系的名字，但对我来说他们都是一路货色，不会把他们挂在嘴边。就是因为他们，我才与祖父和瓦基勒分离。
现在，他们又要拆散我和刚见面的表兄弟们了。
一天早晨，我们早早就起床了，与我两位在昆都孜的舅舅和他们的妻子及孩子们道别。他们正要翻过那座山去巴基斯坦北部。这是一段充满艰辛的旅程，无法确定抵达巴基斯坦时迎接他们的会是什么。他们尽可能开车，但他们清楚不得不在某些地方离开公路，赤脚翻过那座山。他们随身带的东西非常少，大部分是食物。我们给他们一些从巴米扬带来的衣物。他们需要这些衣物，尤其是耐穿的鞋子。
有的舅舅决定留在昆都孜，寄望于硝烟能尽快散去。其他人则打算去瓦罕，那里是阿富汗伸向中国的一个“小手指”，一年四季都非常寒冷。他们在那儿有避暑别墅。战争几乎打不到瓦罕，即使阿富汗所有其他地方都战火连天，那里也不会有战争的。
“让我们也去那里吧。”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
舅舅坐在一只托沙克布面垫子上，喝着茶。他放下茶杯，身体向前倾了倾，轻轻地抱了抱我。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不行”。尽管我非常喜欢他，可还是从他怀里挣脱开，因为我不想听到“不行”两个字。母亲说我们不能去瓦罕，因为我们不习惯那么寒冷的天气。
从我们到昆都孜开始，父亲白天就去寻找走私客，也许如果给他更多时间的话，他真能找到一位。可是，战火就要烧到昆都孜了，通向塔吉克斯坦的边境比平常关得更紧，即使走私客要带我们过去也会遇到麻烦。随着战争的日益猖獗，走私客付给边境哨兵多少钱都不够了。
最后，我们没有试图向北渡过一英里宽、水流湍急的阿姆河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的界河，而是向西直奔马扎尔，我母亲在那里有个妹妹，我们6个月前离开家时就想去马扎尔。我们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获悉，那里已经安定下来。我们必须走一条小路，那里通常劫匪很多。
父亲把车开得很快。我抓着车门上带衬垫的把手不放，母亲抓着小的把手。她没说什么，因为她也希望我们最后能到达马扎尔。
昆都孜的战火并不太激烈，然而最后昆都孜像喀布尔一样被完全毁了。在战争结束前，那里有6个亲戚死于战乱。
在马扎尔我们住在母亲的妹妹家。她见到我们，非常欣慰。在我们离开喀布尔前的一星期，母亲给她写了封信，解释说我们要去马扎尔暂避一阵。此后，我们在塔什库尔干被困住，然后又去巴米扬和昆都孜。她不清楚我们出了什么事情。没有人给她带去消息。她告诉我们她往喀布尔写了两封信，但不清楚是否能寄到。没有人告诉她。
同我母亲一样，她是个非常温和的人。她从见到我们的兴奋中恢复过来后，马上为我们安排房间。以前我们拜访过她很多次，很喜欢她在城区边缘的大房子。那里是街道的尽头，从那片方圆1英里的开阔地带向南就是没有立警告标志的蓝色山脉标志线。
没有瓦基勒的影子。他为什么没来呢我非常担心他和祖父。这几个月东奔西跑，我们没有家里的任何消息。我问过姨妈，希望她有家里的来信，哪怕一个电话。可是什么也没有。
每天我们去哈兹拉特阿里神祠，为我们国家能获得和平和马扎尔平安无事而祈祷。哈兹拉特阿里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侄子和养子。愿他安息。有的人相信阿里就埋在马扎尔。事实上，这座城市那个特别的名字马扎尔–沙里夫意思是“非常重要的坟墓”。其他人说，伟大的雅利安先知琐罗亚斯德zoroaster也埋在那里。出于这些原因，人们才到那里去祈祷。
哈兹拉特阿里是我的祖先，所以当我去神祠时，对于拜访这样一位重要亲戚、置身于一个亲戚做过重要事情的地方，怀着一种特殊的情感。
我祖父的祖父毛拉阿卜杜尔加富尔曾数年在斋月期间来过马扎尔，在紧挨被称为“希拉哈纳”的神祠的一幢特别的建筑里，静静地待了40天，用漂亮的大涡状书体手抄了整本古兰经。他那本古兰经现在收藏于喀布尔的国家档案馆，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抄本。他年龄大了以后，与儿子们道别，徒步去了麦加。他离家时对子女说，要是看到家附近的清真寺光塔塔顶上出现一只不寻常的白鸟，就庆祝他的升天仪式。
多年以后，我祖父毛拉阿卜杜尔加富尔的孙子也去了麦加。按照他在那里遇见的人的说法，毛拉阿卜杜尔加富尔作为一个非常谦逊的人而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多年来他一直把神祠周围的区域清理得一尘不染。麦加当地人对他有口皆碑，尽管他去世很多年了。为了纪念他，他们对祖父仍非常尊敬。
祖父和他们谈起某天那只白鸟落在光塔塔顶，还提到年份和季节。麦加当地人说那正是毛拉阿卜杜尔加富尔升天的时刻。
我想起祖父的祖父和那只白鸟，对同一个世界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四处逃亡竟然发生这样的奇事感到纳闷。
神祠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只要我在那儿，父母就知道我安然无恙。有几天我一连几个钟头研究蓝黄色瓦片，看上面的图案。每片瓦的寓意都超过了瓦片本身，放在一起寓意就更博大了，而且看上去非常漂亮。在马扎尔那几个星期，我开始觉得我的生命仅仅是一块随意放置的瓦片而已，一种从心底生出的孤独感笼罩着我。
我一直确信只要我到了马扎尔，瓦基勒就会在那里等我。
父亲已经停止教我们课程。他一大早就离开家，很晚才回来，情绪始终很糟。我试着跟他说话，但他不想搭理我。
母亲整天忙忙碌碌，要么帮每天出去工作的姨妈做些家务，要么访亲会友。在马扎尔她的亲戚有100多家，他们都希望跟她见面叙叙旧。
这里没有学校能入读。现在正是隆冬时节，学校要在立春第二天才能复课。即使有学校能接纳我们，我们也得用几个星期时间把我们的成绩单从喀布尔调过来。我们的学校因为战争关闭了，没有人为我们寄那些东西。
姐姐大部分时间与两个表姐在一起，她们比她大几岁，街坊也有两个女孩和她们一起玩耍。她们会在一起待好几个钟头，不时窃窃私语。我一接近她们，她们便不再说话，表情怪怪地盯着我，眼神仿佛在问：“你怎么在这儿”如果我待上一分钟，她们就开始说些诸如，“喂，你在这儿想干吗呢这是姑娘待的地方。干你自己的事儿去。”当她不想让我在跟前时，我尽量离她远点，这样大家才能相安无事。一天，我见姐姐在姨妈的卧室里，她和其他女孩在化妆。她们面前摆了许多化妆品。一个在用眉笔描眉，另一个涂眼影，还有一个正往眼睑上粘着什么东西。她们每个人都涂着不同颜色的口红。见此情景我非常兴奋，因为我知道我能让她感到难堪。可是当她回家吃饭时，她的脸上擦洗得干干净净。
尽管我从未停止过想方设法让姐姐难堪，然而我的孤独感却未得到丝毫缓解。
在神祠，我问毛拉许多问题。他们总是让我对着万能的真主的宝座祷告，然后告诉我祷告是解开每个世俗疑惑的钥匙。他们还说宿命决定人的生活。一个人命里有什么，就会出现什么。我们的抱怨不会改变任何东西。我们必须用全部的忧伤和快乐来幸福地拥抱生活。
起初，我乐意听他们说这些，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一遍一遍地重复，新瓶装旧酒，我渐渐厌烦了。他们说的任何话都不能阻止战争。
然而，我从未对去哈兹拉特阿里神祠厌烦过。我爱那里的一切：遮挡阳光和看上去像宝石一样晶莹剔透的瓦片，环绕其中的高塔，外面有白鸽，尤其是那个据说埋哈兹拉特阿里的地方，上面立了一座用珍贵的石头砌成的纪念碑，四周围着镀金栏杆，杆上刻有用大藤蔓字体书写的古兰经。
每天吃完早饭，我就去那里看前来朝圣的人们，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不顾战时旅途的种种危险。他们说带多种口音的多种语言。我喜欢模仿他们的发音，也把舌头在嘴里卷起来，直到能用他们的口音说话为止。
稍后，我和一帮男孩子打成一片，他们每天下午到神祠的花园里玩一种叫“古尔赛”的游戏。记得祖父曾对我讲过他很小的时候在这里是怎么玩一种游戏的。也许是同一种游戏吧。一个男孩右手搭在左腿上，然后右腿蹦跳，用他的右肩膀将以同样姿势从相反方向冲过来的对手撞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