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节

    他们确实在我小妹妹的画册里发现了一幅用不寻常的彩笔画的奶牛。一位塔利班分子从画册上撕下这幅画，将其拿到父亲脸前说：“因为这幅画，我就可以把你送进监狱待上几个月，但我不会动肝火的，因为人们都知道我是个善良的人。”

    “我能看出来你是一个心软的大好人。你的眼睛告诉我了。”父亲说，其实这家伙长了一双像眼镜蛇似的半睁半闭的眼睛。

    瘦高个眉头上挑，示意其他人随他走，然后他们朝门口走去。父亲请他们与我们一起喝茶。瘦高个说他很忙，拒绝后转身走了。

    鸽子在外面待了两天，竭力平复这种疯狂之举带给它们的影响。但还是有一两对飞到别的栖身地，它们可以在那里筑巢，过一种期许简单的生活。

    我每次举目望着它们过去在此生活而如今已经变成废墟的地方，都会觉得离开我的不只是鸽子。

    第二天，父亲使用公共付费电话我们称之为p，电话费很贵给他朋友哈吉努尔谢尔打电话。自从那天晚上他最后一次办派对之后，他就再也没回过喀布尔，他一直与家人一起在印度生活。我们所在的卡特–帕尔万一带，一共有两处公共付费电话。父亲和我走到位于巴格–巴拉的公路上离我们家较近的那个电话亭。等着打电话的人很多，我们也许不得不等两个小时才能轮到我们。于是，我们去了位于巴哈里斯坦的另一个电话亭，可是排的队伍更长。于是我们干脆回家，骑父亲的自行车去达阿富汗较大的那个电话亭，要是街上车辆不太多的话，骑自行车从诺伯利亚到那里需要10分钟时间。我坐在车后座上，父亲骑着车。

    努尔谢尔想了解喀布尔发生的一切。父亲问了他来复枪的事情。起初，他不知道父亲在说什么。他已经把枪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过了一会儿，他说：“那是我父亲的来复枪，他死后枪就不见了。怎么会藏在鸽子洞里呢”

    “看来是鸽子把枪搬到那里的。”父亲开玩笑说。

    “可能真是鸽子干的。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了。”哈吉努尔谢尔答道，他也想开个玩笑。他要父亲去哀求塔利班把枪要回来。父亲肯定不会去的，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那枪是怎么藏在那儿的。

    父亲和哈吉努尔谢尔有说不完的话，时间已经超过他口袋里的钱所能支付的了。他一挂断电话，电话亭老板便告诉父亲所要支付的费用。我把衣袋翻了个底朝天，把找到的钱都塞给父亲，结果只够应支付的一半。父亲把手表给了那人，那块表他戴了多年，爱不释手，是一块俄罗斯名表，价值要比欠老板的电话费多得多。要是父亲把欠的钱如数奉还，那人同意把手表还给父亲。在接下来两个星期，父亲没有凑够还给那人的钱，也没能赎回手表。待三个星期后终于去还钱时，才发现电话亭已经搬走了，赎回手表自然化为泡影。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见到那个人。

    不久之后，我们在黑市上买了另一台录像机。在塔利班当政期间，如果你知道去哪里找黑市的话，就能买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想看的话，甚至连色情片也能买到。拥有一台录像机和录像带是一种反抗的形式，能满足个人的自豪感。我找到另一盘毁灭者柯南，并且陆陆续续地搜集齐了苏格拉底的著作和其他书籍。

    可是我父母的结婚照和蜜月照，现在只能存于我们心里了。它们已经化为灰烬，会以灰烬的形式永远留存下去。

    第22章

    大学

    在塔利班当政的第二年年底，我中学毕业了。课程全部结束那天，我和同学想举办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但是这样一场没有音乐的庆祝塔利班禁止播放音乐，气氛就跟葬礼一样。我已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了。

    大部分同学和我一样都是拳击手。由于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我们6个决定去健身房，带上我们的手套，去做一些有趣的拳击练习。健身房在一幢离学校不远的建筑里。其实那里只不过是一间有几个杠铃、一个吊沙袋，地板上带有拳击比赛场地标记的健身房。我们没有绳索，甚至没有合适的拳击裤，我们练习的时候只穿着内衣。当然这里也没有淋浴室。但我们不了解这些事情，我们不在乎这些，“谁是最棒的拳击手”这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

    我们开始彼此相互挥拳猛击。不是一对一的单打，而是大家混打。我们从中午11点一直打到下午5点，直到我们连抬手保护自己都做不到的时候才结束。这时我们已经头晕目眩、鼻青脸肿。

    回到家里，大家几乎都不认得我了。他们以为有人将我痛打了一顿。“我们举行聚会庆祝我们的毕业。”我解释说。

    “我很高兴你只毕业了一次，而不是两次。”母亲说道。

    我径直上了床，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那天是主麻日，父亲在家。我醒得比往常晚一些，大概8点钟左右。我试图睁开眼睛，但是怎么也睁不开。我摸索着来到了浴室。我站在浴室的镜子前，用手把眼睛扒开。当我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时，我着实吓了一跳。

    我的每一个五官都比平时膨胀了两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一定是起了某种反应，也许我被昆虫或者大蝎子叮咬了。我大声呼喊母亲。她来到浴室站在门槛上。我转过身来，她大叫一声，好像自己被野生动物袭击了。她开始哭泣并喃喃道：“你对自己做了什么我儿子这是怎么了昨天还好好的啊。”

    大家都听到了母亲的喊叫，全都赶到了浴室。父亲站在门旁挨着母亲。我用手指撑开左眼皮，看着他。

    “他是谁”父亲问。

    “他是你儿子卡伊斯啊。”我的母亲哭着说。

    我想说话，但太疼了，我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嗨，西瓜头，你怎么了”父亲问道，声音里没有一丝怜悯。“被别人打成这样，真够丢脸的”父亲说。

    “没有人打我，我同时和5个同学打拳击，不可能防守住每个人。但我保证，他们吃的苦可绝不会比我少”我哭笑不得地说道。

    “5个人你疯了吗你是说你那些受过专业拳击训练的朋友吗”我能做的只有点头。

    “噢，真主啊他疯了不要命了简直没长脑子拿鸡蛋碰石头太荒谬了在拳击史上我从未听过这样的事情。”父亲说。他的目光先盯着一个方向，然后又瞅着另一个方向，但视线一刻都没离开过我。他气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我现在就成为拳击史的一部分了。”我笑着说，整个脸都刺痛起来。

    父亲走上前，赏了我一记耳光。我大声地叫喊。真的好痛。我甚至张嘴喊叫都是痛苦的。

    “你这个傻瓜。”父亲说完就走了，接着母亲和姐姐也离开了，又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开始笑我自己，尽管痛得要命。

    我在家里待了整整一星期没出门。父母也没为我请医生。他们说这是对我的惩罚。我不在乎。这是一种很难解释的感觉，那种痛苦以它独有的方式舒缓了因不能随意挑战塔利班所带来的沮丧。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是阿富汗人。我们一直以来所受到的教育是决不允许任何人像塔利班正使用的方式一般对待我们。我们骨子里的基因在尖叫着要复仇。痛苦，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能够帮我们忘记这个。

    每天早上我用温盐水洗脸，那种刺痛感简直让人疯掉，但这是唯一防止伤口感染的办法了。一个星期后我感觉好些了，我去同学家里看望他们。他们每个人都不好意思地看着我。有些人的状况甚至比我还糟糕。

    毕业3个星期后，我们都逐渐恢复了，可以参加喀布尔大学的入学考试了，这是一次竞争激烈的考试，希望考进去的人远远多于学校的容纳量。

    我的许多同学都参加过数学、生物、化学的专业私人课程，以便取得高分进入工程院或医学院。没有人学习过宗教课程，至少不以塔利班教授的方式学习。

    这些专业课程我哪科也没上过，令我惴惴不安的是仓促间就要考试了。我一直不清楚自己是如何通过以往这12年考试的。我的数学很差劲儿。同学们经常帮助我解决数学问题，因为他们害怕我会打破他们的鼻子。

    我们有4个小时时间来回答nr考试的210道题。我不到两个小时就答完了所有的题目。基本没有数学、物理和生物方面的题目。考试内容全部是关于塔利班主义的。

    我把答题纸交给老师。他看了一会儿，然后看着我怀疑地问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的你的答案全部正确。”

    “我参加了特殊课程。”我带着看起来很睿智的微笑回答道。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提及我是在监狱里学到这些的。

    我考入了喀布尔大学的新闻学院。这是我最想学习的专业，如果我愿意的话，以我nr考试的高分，我完全可以进入医学院学习。

    开学的第一天，我仔细地熨烫了白色的宽松衣裤，穿着阿富汗产的新皮凉鞋。塔利班不允许学生穿鞋。他们说鞋子很臭。但是他们从来不说自己，即使几周不洗澡，满身汗臭。几个星期后，当看到他们穿着鞋子的时候，我们也穿上了鞋子。

    我也在眼睛周围涂了眼影粉。我端详着镜子中的自己。每年在宰牲节的时候，穆斯林宰杀绵羊、山羊、牛或者骆驼，以此来纪念先知易卜拉欣。当真主要他那么做的时候，他甘愿牺牲自己的儿子伊希梅尔。我家里经常宰杀山羊。宰杀之前我们经常在它嘴里放些盐，眼睛周围涂些眼影粉。我心里想：“现在有人要杀掉我了。”

    我把我的新笔记本和学校发的一些陈旧的新闻书籍绑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兴冲冲地绕着双峰山向学校骑去。学校离我们的老房子不远。

    三年级的时候我就想上大学了。父亲许诺我开学的第一天就给我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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