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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怎样用药

    在《独立》第一零三期,我写了一篇“信心与反省”,指出我们对国家民族的

    信心不能建筑在歌颂过去上,只可以建筑在“反省”的惟一基础之上。在那篇讨论

    里,我曾指出我们的固有文化是很贫乏的,决不能说是“太丰富了”的;我们的文

    化,比起欧洲一系的文化来,“我们所有的,人家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

    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骄文,律诗,八股,小脚,…

    …又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所以我们应该反省:认清了我们的祖宗

    和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然后肯用全力去消灾灭罪;认清了自己百事不如人,然后

    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的长处。

    我知道这种论调在今日是很不合时宜的,是触犯忌讳的,是至少要引起严厉的

    抗议的。可是我心里要说的话,不能因为人不爱听就不说了。正因为人不爱听,所

    以我更觉得有不能不说的责任。

    果然,那篇文章引起了一位读者子团先生的悲愤,害他终夜不能睡眠,害他半

    夜起来写他的抗议,直写到天明。他的文章,《怎样才能建立起民族的信心》是一

    篇很诚恳的,很沉痛的反省。我很尊敬他的悲愤,所以我很愿意讨论他提出的论点,

    很诚恳的指出他那“一半不同”正是全部不同。

    子团先生的主要论点是:我们民族这七八十年以来,与欧美文化接触,许多新

    奇的现象炫盲了我们的眼睛,在这炫盲当中,我们一方面没出息地丢了我们固有的

    维系并且引导我们向上的文化,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能够抓住外来文化之中那种能

    够帮助我们民族更为强盛的一部分。结果我们走入迷途,堕落下去!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维系并且引导我们民族向上的固有文化,科学是外来文化

    中能够帮助我们民族更为强盛的一部分。子团先生的论调,其实还是三四十年前的

    老辈的论调。他们认得了富强的需要,所以不反对西方的科学工业;但他们心里很

    坚决的相信一切伦纪道德是我们所固有而不须外求的。老辈之中,一位最伟大的孙

    中山先生,在他的通俗讲演里,也不免要敷衍一般夸大狂的中国人,说:“中国先

    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都是‘驾乎外国人“之上。中山先生这种议论在

    今日往往被一般人利用来做复古运动的典故,所以有些人就说”中国本来是一个由

    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了(这是民国十八年叶楚伦先生的名言)!

    子团先生也特别提出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特别颂扬他能“在当时一班知识阶级

    盲目崇拜欧美文化的狂流中,巍然不动地指示我们救国必须恢复我们固有文化,同

    时学习欧美科学”。但他如果留心细读中山先生的讲演,就可以看出他当时说那话

    时是很费力的,很不容易自圆其说的。例如讲“修身”,中山先生很明白的说:但

    是从修身一方面来看,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些功夫是很缺乏的。中国人一举一动都欠

    捡点,只要和中国人来往过一次,便看得很清楚。(《三民主义》六)

    他还对我们说:所以今天讲到修身,诸位新青年,便应该学外国人的新文化。

    (《三民主义》六)

    可是他一会儿又回过去颂扬固有的旧道德了。本来有保守性的读者只记得中山

    先生颂扬旧道德的话,却不曾细想他所颂扬的旧道德都只是几个人类共有的理想,

    并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实行最力的道德。例如他说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哪一件

    不是东西哲人共同提倡的理想?除了割股治病,卧冰求鲤,一类不近人情的行动之

    外,哪一件不是世界文明人类公有的理想?孙中山先生也曾说过:照这样实行一方

    面讲起来,仁爱的好道德,中国人现在似乎远不如外国。……但是仁爱还是中国的

    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

    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同上书)

    在这短短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山先生未尝不明白在仁爱的“实行”上,

    我们实在远不如人。所谓“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者,只是那个道德的名称罢了。

    中山先生很明白的教人:修身应该学外国人的新文化,仁爱也“要学外国”。但这

    些话中的话都是一般人不注意的。

    在这些方面,吴稚晖先生比孙中山先生彻底多了。吴先生在他的“一个新信仰

    的宇宙观及人生观”里,很大胆的说中国民族的“总和道德是低浅的”;同时他又

    指出西洋民族:什么仁义道德,孝俤忠信,吃饭睡觉,无一不较上三族(阿拉伯,

    印度,中国)的人较有作法,较有热心。……讲他们的总和道德叫做高明。

    这是很公允的评判。忠孝信义仁爱和平,都是有文化的民族共有的理想;在文

    字理论上,犹太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以至近世各文明民族,都讲的头

    头是道。所不同者,全在吴先生说的“有作法,有热心”两点。若没有切实的办法,

    没有真挚的热心,虽然有整千万册的理学书,终无救于道德的低浅。宋明的理学圣

    贤,谈性谈心,谈居敬,谈致良知,终因为没有作法,只能走上“终日端坐,如泥

    塑人”的死路上去。

    我所以要特别提出子团先生的论点,只因为他的悲愤是可敬的,而他的解决方

    案还是无补于他的悲愤。他的方案,一面学科学,一面恢复我们固有的文化,还只